关键词:权力 情欲 叙事障碍
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是唯一没有断裂过的文学题材。苦难、生存、死亡一度成为作家们创作的母题。新时期来,权力和情欲则成为作家们写作的“新型”题材,1980年代一度达到高峰。可是,新世纪来,这些内容依然成为当下农村小说创作的主题,在表现技巧和方式上非但没有超越以往小说,相反,成为桎梏作家创作的两道障碍,阻碍了农村小说积极向前发展,《村子》便是此类典型案例。
农村小说从20世纪初入主现代文坛来,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不同时代形成了具有不同主题倾向的叙事特点。建国前三十年,苦难、生存和死亡是作家们无法绕开的主题,许钦、鲁彦、柔石、彭家煌、鲁迅、矛盾、萧红等作家的写作大多如此;也有少数以情爱、婚姻、人性为叙事对象,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作家的创作可以为证。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农村小说在国家话语的召引下,几乎完全改变了此前的创作路向,奉献精神、集体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作家们讴歌的中心,《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艳阳天》等文本将这些主题做了空前发挥。新时期农村小说则在新的审美原则和新的话语需求下,解构宏大叙事,曾经退隐的个体情感和私人话语迅速走向前台。改革等主流话语即使在“改革文学”中也只通过个体情趣和情感需要表达出来,作家们已经意识到它并非人们生活的全部,也非文学的全部。可是,当郑义的《老井》、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在文坛上建筑一座座新峰之时,文本对个人奋斗的大胆肯定,个体生存的强蛮意志,基层权力的零度书写,性爱情欲的肆意张扬,无端死亡的冷漠叙述,以及极端苦难的深度表达都引起人们震惊,作家们不动声色的“旁观”态度为农村小说开辟了新的叙事领域,奋斗、生存、权力、情欲、死亡、苦难……成为新时期农村小说的“公共”话题。纵观新时期陕西作家的农村小说,集中于权力、情欲和死亡三大领域。自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开始,到贾平凹的《浮躁》、《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新近的冯积歧的《村子》(见《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5期),莫不如是。
《村子》可说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又一部见证“陕军”后劲弥足的力作,是“陕军”破解农村密码的又一重量级武器。《平凡的世界》、《浮躁》用如椽巨笔书写了农村改革开放的波澜壮景,以金狗、孙氏兄弟的个人奋斗之路来明证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喜悦。这些新时代颂歌,以敏锐的目光体察底层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情绪。《白鹿原》则以奇诡的笔触描绘农村社会生生不息的内驱力——倔强不屈的精神和自成体系的文化秩序,农村秘史也在人们的震撼中被一层层剥开。由于作家将人物的生存背景设置于逝去的历史,现实的新动向则有待后来者把握。新世纪初,贾平凹的《秦腔》承担了此任。《秦腔》的目光聚焦于新时期改革开放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绵密的叙述中让人们感受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改革开放给农村留下的种种积弊。改革在革掉人们大锅饭思想的同时,也把村中纯朴美好的东西一齐革掉了。农民面临新的困惑和挑战。冯积歧的《村子》真实地叙述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农村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心路情感历程,就“真实”言,小说的成功毋庸置疑。遗憾的是,作家将这种真实建构在权力、欲望和死亡三角地带上,这就给文本的叙事创新带来了巨大危险。权力、情欲和死亡固然是农村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农村小说的恒久话题,但它们在此前的作家,尤其是陕西本土作家的书写中已达到了“全面”而“透彻”的境界。若要有所突破,必须倚仗高超的叙事本领巧妙叙述,或者在形式上能够更“现实”或更“现代”,《村子》却落于窠臼未见新异。这意味着,主题、风格和方式的“相似性”写作似乎成为陕西作家难以跨越的坎,因此《村子》未能攀上新的理想高峰。
一、权力叙述障碍
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村的物质面貌发生了翻天巨变,大多数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可是,伴随物质条件改善而来的是,农民在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上出现了新的困惑。单调的村居生活引发了村民对新需求的向往和努力,于是,最能牵动村民情绪的活动——村干部任免成为农村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权力争夺也随之爆发。当农村的民主选举提上议事日程,农民也能当家作主选举自己信赖的人掌管村里事务时,“权力”进入日常生活,也迅速进入作家视野。不少农村小说将几千年来的权力基因扩散放大,农村的权欲叙述一度达到高潮。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李佩甫的《羊的门》、毕飞宇的《玉米》、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小说都将农村权力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权力面前,男人不择手段,女人不吝血本,连骨子里的欲望都被榨了出来,虚伪、狡猾、奸诈、残忍等丑陋本质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