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也没有公然性交的权利。但那两条狗毕竟还没有获得人的灵性和政治觉悟,竟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缠绵在了一起,这就产生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可能。“不要以为这只是狗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人故意操纵?”于是,检举揭发和批斗之类的政治斗争程序就拉开了序幕。
《后悔录》是从两条花狗在阳光下的公然交配而引起的围观者的兴奋及其政治后果中开始的。小说叙述从一开始就指涉到了性:“我性知识的第一课是我们家那两只花狗给上的。”而且,小说的主人公以后还因“性犯罪”被判入狱。但是,直到小说的结尾,可怜的“我”除了有几次自慰的经历以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有过一次那种生活”。先是政治的扭曲,而后是伦理的障碍,使得我们的主人公患上了性心理的恐惧症及其道德罪恶感。这使他不仅始终无法完成与“妻子”的做爱,而且最后竟也不可能与“小姐”性交——他付给“小姐”服务费,只是请她来听讲自己的故事而已,并非进行皮肉交易。他能接受和完成的性生活,一必须是“合法”的——没有结婚证的性生活,就是犯下了“政治错误”,这方面不仅是父亲给他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并直接导致了他的家破人亡,而且如于百家和小池因偷情而遭公开批斗的羞辱等等,都使他认识到政治对性的合法性的决定作用。二必须没有道德或伦理的禁忌——他所目睹或经历的由性所造成的人世悲剧,尤其是父亲的遭遇,母亲的自杀,妹妹的失踪,经由政治和社会的强化,已经成为他正常性心理的严重障碍,他已经难以跨越这道道德或伦理的本能障碍了。否则,他就会想像自己是否终于也变成了那两条花狗。特殊的性经历和性观念,改变并造就了小说主人公的性禁忌。他的悲剧由喜剧、闹剧乃至荒诞剧的形态全部演完。
由主人公一连串“性失败”的经历,凸现出的是一种性、政治、伦理的非正常关系,《后悔录》就此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如何被阉割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实际上应该分成前后两部分来看。前半部分的故事发生在禁欲的性不自由的“文革”时代,后半部分的故事背景已是解禁了的性自由的开放时代。相比之下,《后悔录》的独特之处恰是在其后半部分的故事中呈现了性自由乃至纵欲的合情、“合法”时代如何反而压抑了主人公的性自由,剥夺了他的性权利,从而事实上造成了他的性不自由。性与政治、道德伦理的非正常关系并未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而是积淀在了人的心理深处。在禁欲和纵欲的似乎是两个对立的极端年代里,正常的性究竟是否还存在?人及性在前后两半的故事中所遭到的扭曲和创伤其实并无二致,社会的政治和伦理对性的压迫其实始终如一,性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特别有意思的是,小说的叙述方式是让它的主人公选择了一位“小姐”来听讲他的故事。小姐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完成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我”的目的却只是“倾诉”。但是,当代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性观念、性行为并未治愈“我”的心理“性病”,反而加剧了“我”对随时有可能乱伦的恐惧。在性自由的时代,“我”其实仍然是被阉割了,而且,“我们”也只能就此妥协。就此来说,《后悔录》中的“后悔”诉说,留下的是对当代生活和当代社会的一种“悬念式的质疑”。小说的叙述虽然淋漓尽致,但作者的用心则十分隐蔽,特别是他的价值立场,直到最后也仍然是悬置着的。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种情境中,性的出路究竟何在?这显然并不能从性本身得到答案。悬念的存在似乎是必然的。主要由性遭遇、性经历连缀起来的“我”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演绎轨迹,性在其中只是扮演了一个突出的尴尬角色。
如前所说,“我”的被阉割经历了一种由政治到伦理的痛苦过程。但这并不仅是“我”个人的故事。自始至终,“我”都生活在一个由性、政治、伦理的非正常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中。这种非正常关系的社会不仅造成了“我”的性问题,而且也使性变态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在家庭的人伦关系中,夫妇男女之性已被政治所驱逐。要想保持政治正确,就必须将性彻底排除。“我”的父亲白天受到了那两只花狗交配的刺激,晚上打熬不住就想往老婆身上爬。但她却说:“我用了几乎十年时间,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那么干净,像放了漂白粉那么干净。要是你对我还保持着革命的友谊,那就请你不要强迫,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别再把我弄脏了。”父亲走投无路,除了深夜用凉水浇身之外,竟然要向邻家借别人的老婆一用。当政治挤压了正常的性的空间之后,性只能溢出人伦的边界泛滥。在这里,不伦之性既是政治的恶果,同时也意味着对政治的反抗。但对人性和社会而言,人伦的底线却因此会有被突破的危险。小说中人与狗交配的不伦性关系,正说明了在非正常社会中人伦底线的崩溃。
但小说后半部分围绕着张闹的故事,相比之下更具有烛照人性幽暗和警世的深刻性。当“我”因伦理障碍而止步时,社会性的纵欲却因为没有了政治的束缚而泛滥。如果说政治曾经造成了不正常的性和不正常的社会,那么毫无伦理禁忌的性和社会恐怕会更可怕。小说的特别之处正在于用“我”的不正常的伦理障碍(性禁忌)更加突出了毫无伦理障碍的当代社会及人性的危机性。就对性主题的表现来说,大概在当代小说中还没有出现过如《后悔录》这样自觉的作品。所以我们也更有理由相信,我们其实还处在性、政治、伦理的非正常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中,“我”去找一个“小姐”倾诉就不再是小说家的故弄玄虚了。实际上,“我”与社会之间已经很难或无法对话了。而找“小姐”倾诉本身,也就无形中成为作品对人性和社会的一种悬念式的质疑。《后悔录》其实就是我们当代人性和社会的一份“病相报告”的小说版。作者的描写深度和批判力度都显得极其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