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不同的基因组合次序决定了不同个体的产生——世上只有一个克雷格·文特
我幸运至极,能够一直参与最棒的、最具潜力以及最有益的科学冒险之一。我相信我的故事还是值得讲述的——尽管这饱受争议,其中既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有科学的原因——但我非常清楚,我的研究也表明,记忆是十分善变的。我想说,这些故事是唯一的事实,因为它们依赖于机会、人、我的回忆以及来自影响我生活的部分经验。这也是第一本以作者的60亿碱基对为附录的传记,是克瑞格·文特(CraigVenter)以新的形态呈现,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这本书能有更长的生命。除了为读者和历史留下这最终的阐释,我别无选择。
我的童年
在我关于童年的记忆中,最鲜活的印象是我的绝对自由。现在的母亲为孩子的一天制订了详细到每分钟的计划。他们为孩子准备了移动电话,以保证孩子不会失去联系。更有甚者,他们动用GPS来掌握孩子的行踪。但就在半个世纪前,孩子们的生活没有被如此固定,而且经常脱离家长的“监视”。
我很庆幸生在一个以“自由”为传统的家庭。我母亲幼时就喜欢光着脚攀登圣地亚哥奥申海滩边的悬崖。我父亲就在爱达荷州的斯奈克河河畔长大,暑期时便会到他叔叔在怀俄明州养牛场工作。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度过了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去玩吧”。有了这样权威的认可,我发现我喜欢冒险并敢于面对挑战——这一点是那时的我没有真正认识到的。
在那时,我最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就是当地的机场。我经常在跑道附近的草丛中观察飞机。结果,作为Dc-3双引擎螺旋桨飞机的爱好者,我如想象中的一样成为了老花眼。有一次,这架飞机停准位置准备起飞,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比赛即将上演!我蹲在离机体足够近的地方数着机体上镶着的钉子。当两个增压器引擎上升时,我极力跳起,一下子跨上我的自行车。我能感到我的肌肉都是紧张的,一个劲儿踩着脚踏板。飞机开始起飞,我还是一股脑地竭力往跑道前方骑去。
在靠近机场建设地的地方,我的父母拥有一个价值9000美元的小平房,这是密尔比瑞(Millbrae)一个聚集了中下阶层的社区,居民不足8000人。这个地方,101号高速路从东边走过,铁路从西边穿过,南方和北方满目部是牧牛的场景——这些乡村景致被新机场的兴建逐渐覆盖——从旧金山市政机场一直到改名后的旧金山国际机场。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旧金山机场是很不一样的。那时没有安检,没有摄像头,没有防护电网。所能用来隔离跑道和普通路面的就是一个排水沟和一条小溪。我总是能和几个伙伴一起翻过一个斜坡,趟过水路,到达另一岸。开始,我们只是在草丛中观察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刻,我们惊讶于飞机在起飞前的工作竟然进行得如此缓慢。忘记是谁提出的主意,总之我们在某个时刻开始觉得自己骑自行车都会比飞机快。所以我们就一直等到一架飞机准备起飞时,跳上我们的自行车,然后一直跟飞机比着赛地飞奔,能骑多远就骑多远。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刹那领先于飞机,但是飞机起飞后自然就超越我们了。
现在,我经常出入于旧金山国际机场,无论何时,当我身处那条东西向跑道的时候,我总是能回想起我的童年。并不难想象,当飞行员看到一票毛头小子在飞机旁瞎捣鼓时是多么紧张 在我童年中的每一天部充满了快乐和探索。和在学校受到的教育相比,这对我日后的发展,至少在DNA方面的研究有着更大的影响。
当我在密尔比瑞市长大时,更多的证据证明我天性就爱冒险。我有很多在铁轨上的冒险经历,甚至差点送命。火车轰鸣声响彻日夜,同时,它也是带我爸爸去旧金山工作的交通工具。我们住的地方并不十分方便,我和哥哥格雷要跟随母亲带着我们的红色玩具小马车穿越铁轨,才能到对面的杂货铺买东西回家。
铁轨无疑是另一个被禁止的玩乐场所。我们经常在铁轨上玩。一种游戏就是把你的耳朵贴在轨道上,看谁能在第一辆火车来之前坚持最长时间。我们还把一枚硬币放在铁轨上,好让火车把它轧平。(在最近一次回来的时候,我曾试图再次这样做,但遗憾的是,现在的硬币不是铜制的.想要把它轧平太难了。它们甚至不会在轨道留下一粒金属粒。)当我长大一些,大约7岁左右,我们的冒险升级了。我们开始往经过的货车上跳,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就算在一个慢行的火车上,最后一节车厢的乘务员都会冲我们大喊,让我们赶紧下去。
很多小时候的活动都发生在我家的后院,其中有我弟弟基思的帮助(现在他是美国国家太空总署的建筑师)。事实上,我们总管那叫“后后院”,因为它在我们的花园和一个三英尺高的篱笆后边。在这个院子的一头是混合肥料堆,一个支架和一排苹果树。另一头就是我的领地了:一颗杏树,黑莓丛,其中最好的东西是,有很多能让我用来塑造的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