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认为,人是追求幸福的。但如何衡量幸福并非易事,截至目前哪些指标可以最好衡量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
国内生产总值指在特定时间内一国国内所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的市场价值。它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成果最常用的重要指标;但是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中的许多内容,比如折旧等等并不能够增加人的幸福感。
尽管经济的幸福受到物质方面因素的制约,但它也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国内生产总值的物质构成、非市场方面的活动和财产等都会增加经济幸福,而失业和不平等会削弱经济幸福。根据加拿大“生活水平研究中心”(简称CSLS)的研究,挪威和法国人的经济幸福是世界最高的。
个人生活质量的概念包括健康状况、寿命预期、教育和环境质量等非物质方面。“社会发展加权指数”(Weighted Index of Social Progress)显示瑞典、丹麦和挪威的指数最高;而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快乐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位于前列。
“幸福感”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家庭亲密关系、朋友、工作满意度和个人的日常活动都会提升幸福感;而收入并不对幸福感提高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据有关民意调查,随着时间变化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变化其实并不明显。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公布了本国的“国家幸福测算”(Nationale Woh-lergehens-Rechnungen)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总之,如何更好理解社会个体的幸福感、并对其进行更准确地界定对决策者具有越来越重要参考作用。
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作用和局限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对其国内的生产能力有个全面的了解,由美国政府于1942年首先对外公布出台。由于大萧条和当时各种经济信息的匮乏和局限,利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来实现经济的稳定,需要在国民收入生产核算体系中引入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在这以后的几十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被经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用来说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福利或经济幸福;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仅能衡量一国国内生产的用于最终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由于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性,用它来衡量经济幸福就很不合适。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包含对资本折旧的补偿,是个虚的指标。因为折旧并不能带来富裕的提高;对旧资本的补偿只能将经济带回原来的起点。资料显示,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英国和爱尔兰约10%左右,日本则超过20%;另外日本1990年至2004年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到16%快速上升至近22%。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未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最终是用于固定资产的补偿。国内生产总值扣除折旧后即是国内生产净值。
第二,国内生产总值只是反映国内创造的收入,并不包含从国外流入网内的收入;而部分国内创造的GDP作为资本收入还会流到国外。这一点在爱尔兰尤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GDP的8%流到国外,现在达到15%。其后果是爱尔兰GDP增长中有一部分是为外国人创造的。相反日本和德国是收入净流入国,而且流入趋势在增长。这些国家中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净国内生产总值扣除国外净收入得到净国民收入,资料显示在1990—2005年爱尔兰净国民收入年均增长9.5%,净国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82.7%降为76.4%,即GDP的24%左右流到国外或被用于补偿折旧。
第三,由于GDP只反映了货币交换价值,所以许多其他不能用货币反映、但与居民生活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活动(比如家庭中照料未成年人和老人)并未包括。另外,像休闲活动、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等也没包括;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也没考虑。以上这些反映生活质量的各类指标都是衡量幸福程度的指标。
第四,GDP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指标,包含了许多并不能给居民带来幸福的内容。当飓风和地震彻底摧毁了一个地区,为了重建所产生的劳动被计入GDP增加;实际上只是将不久前已经存在的又加以恢复罢了。还有许多国家用于安全和打击犯罪的活动也带来GDP的增加——这实际是恢复和平安全的环境。由于空气污染、噪音污染的药物支出也同样带来GDP的增长。这些情况也说明,衡量幸福福利的指标是何其复杂,随意拿出一套指标是何其容易,所以才会出现以下种种测量幸福感和满意度的指标体系。
二、国内生产总值与生活质量——幸福感、满意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已经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能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并提出衡量家庭福利的理论方法——国民收入加上家务劳动及闲暇时间的价值,同时扣除折旧以及因环境污染、警察防治犯罪支出两大部分。根据这个理论方法,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成果。由于研究者的主观评价不同,这些衡量标准体系所含指标、各指标的权重也随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