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研究:如何面对“文学性”
周维东
新世纪,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的盛行,“文学性”成为文学研究者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文学性”是什么?文学研究如何保持“文学性”?对于部分文学研究者来说成为保卫文学生命力和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生死攸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文学性”探讨会在新世纪长盛不衰的原因。“文学性”话题的出现是文学研究界针对新世纪文学及文学研究姿态转变的一次反思,对于保持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文学性”背后表现出的话题发起者对于文学生命及文学研究独立性的过分焦虑,也使“文学性”话题存在着有可能步入非理性或庸俗化的危险,“文学性”需要在焦虑的狂热之后冷静地思索问题所指及如何面对。
在历史上,“文学性”的提出都意味着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次危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纯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本次“文学性”讨论莫不如此,但不同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提出“文学性”问题是为了使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独立和自律,是文学陷入贫瘠的一次反拨,而本次“文学性”讨论则是文学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边界变得模糊,文学陷入迷茫的表征,是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和文学学科的一次自卫。现实境遇的差别使得本次“文学性”讨论存在着某些可能的理论风险。
风险之一在于力图用某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性”概念来划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界,用以约束日渐模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性”话题的出现让人直观的联想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的“文学性”: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① 这与当前文学面临的边际问题联系在一起,很自然将这个话题的具体所指落实到通过“文学性”来圈定文学边界的具体问题。“文学性”谈论的诸多参与者也的确将这一问题作为核心话题。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就非常坚持有一个持久永恒的文学性存在,尽管他并没有归纳出一个普适的文学性概念用以约束当前文学,但这种信念仍然也反映出“文学性”话题的某种走向;② 而在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一场“文学性”问题讨论中,众多参与者围绕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学性”的概念探讨,尽管各自得出的结论不一,但背后的指归依然在追寻是否具有普适的“文学性”存在。③ 我认为“文学性”作为一种对文学理解的信念无可厚非,但一进入研究领域其针对的是文学和文学研究在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将“文学性”讨论落实在“文学性”概念本身,不仅不能正面回应这些现实问题,还可能将这一话题引入“伪命题”的危险。第一,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文学性”就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有学者总结出文论史上五种文学性的概括方式:形式主义定义、功用主义定义、结构主义定义、文学本体论定义以及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的定义,但无论哪一种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都不能涵盖文学的全部特征和存在外延。④ 这说明力图通过归纳法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普适的“文学性”概念只能是一种理论的徒劳,文学只会如伊格尔顿所说作为“关系的存在”,即找到一个对应的参照物,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等关系中相对而存在,在对比中体现文学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存在自足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性。⑤ 第二,就文学性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说,文学研究先于文学性而存在,不可能用文学性来指导和约束文学研究的进行。如果没有自足的文学性内涵,文学性则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随着文学的流动,我们会不但认识到文学的新特征、新姿态,而且认识的过程就是文学研究的过程。在文学被认识的历史上,所谓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等,都是文学研究者通过文学特征的变迁而不断认知、总结、命名的过程,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因为借鉴到西方不同文学流派的创作,因此出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先有理论概念后有文学研究的境况,但这种研究方式的庸俗性也同样受到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力图通过“文学性”约束文学研究的动机本身就是谬误的。
风险之二在于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敏感可能导致“文学性”讨论无视当下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现状。“文学性”讨论针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问题都是后现代文化的症候,因此“文学性”话题的先瞻性就在于在中国文化还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交替期就提出了文学如何保证自身独立性的思考。但这一话题包含着的“后现代”文化必然取代“现代”文化成为社会主流的理论逻辑,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后现代文化的比重的判断都值得再思考。后现代文化是一种多元化、游戏化、平面化的文化,在文学领域则表现为大众文化的狂欢,这种文化表征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理性、真理和中心的解构,其背后的社会基础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主张多元、非中心化的文化,不可能完全取代现代性成为社会新的主流和权威,其在打破现代性文化之后必然又会包容现代性文化,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文学性”在后现代社会不会完全缺场。这种情况表现在理论界则是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对现代性进行摧枯拉朽的解构之后,意识到后现代文化是一种“破”而非“建”的文化,开始重新认识、或者说再回归现代性。哈贝马斯首先指出 “未完成”的启蒙,企图改造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詹姆逊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者向现代性回归的情况,认为可重新建立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⑥ 在文学的领域,大众文化的盛行也并没有使现代性意义上的纯文学完全离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苏珊·桑塔格和约翰·巴思就宣布“小说灭亡”,但他们理想中的后现代小说是先锋实验小说,并不是无须探索的大众文学。这种情况在中国更加明显,虽然大众传媒的发达使文学的界限日渐模糊,但文学并没有失去自己的领地,《人民文学》、《诗刊》、《收获》、《十月》等各种各样的纯文学期刊依旧存在;各个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各类文学研究所主要进行的还是纯文学研究——只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相对于商业操纵下的大众文化被边缘化了而已。文学边缘化正如童庆炳教授所言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并非坏事,但是,如果我们不甘于寂寞,力图通过“文学性”来框复文学就显得有点自讨没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