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先父严怪愚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记者告诉父亲:“名记者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父亲说:“本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他愤愤地说:“什么名记者?我就不信那一套!未来之前,先造气氛,要别人为他准备住处,安排生活;既来之后,又大宴宾客,到处拉扯,简直像个大官僚!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范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父亲说:“我佩服的倒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我认为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为范长江生色,而是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和《塞上行》给《大公报》生色。”他说:“他文字不通!”父亲说:“惭愧!我也文字不通,因为我觉得他的字里行间放着思想的光芒!”他说:“他到过延安,会过毛泽东、周恩来。”父亲说:“这与他的文字有什么关系?难道到过延安,会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文字就不通吗?”
二
范长江称父亲作“老乡”,父亲说:“我不是四川人。”他说:“我却是湖南邵阳人。”父亲问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父亲,他祖父是由邵阳范家山迁居四川内江的,但他还没到过邵阳。他说,路过湖南时,一定要到邵阳范家山为祖先扫扫墓,并请父亲陪他。
谈到邵阳,范长江精神百倍,并且非常自豪。他说:“中国有三个大县,即邵阳、合肥、番禺。三县中,又以邵阳最大,人口列全国第一。曾国藩说过:‘修到湖广便是仙,而湖广以衡宝(宝庆,即今天的邵阳)为最。’这话是不错的……湖南古丈县的田赋银子只九两八分七,邵阳的田赋却有二百七十几万两。这是个多么重要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祖先曾经耕耘过的地方!”
说起来,如数家珍。
父亲十分惊异,说:“你怎么记得这么些事?”
他笑了,说:“新闻记者嘛!———新闻记者没有丰富的常识,怎么能将世界上的新事旧事告诉读者呢!”接着就严肃起来:“没有常识,便等于没有感觉!说起来,我实在还够不上一个记者,我是北大学历史的,而且自认对中国民族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可是一到‘那边’(指延安),不管哪一方面,我都成为一个白痴了。那些人,哎,那些人,多么丰富,多么伟大呵!他们熟悉过去,掌握现在,并且能精确地预测将来!中国的每一个旮旯,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了如指掌。有机会,我劝你过去看看,学习学习……”
为生计所累,父亲一直没有到“那边”去“看看”。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父亲供职的《力报》迁往邵阳。1939年秋,范长江到邵阳,要父亲陪他到范家山为他的祖先扫过墓了。
三
大约是1939年3月初,汪精卫叛国投敌已处于半公开状态,但重庆各报仍不敢披露。范长江找到父亲,递给父亲一份资料,说:“国民党禁锁严密,《新华日报》为照顾关系,也不好刊登。我们商量,只有找到你,让《力报》首先发表这则震动国际的新闻。天高皇帝远嘛!你有勇气吗?”
父亲把材料看了,立刻就拍急电回报社,并航寄《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通讯一篇,《力报》第二天就一字不漏地在头条位置刊了出来。早中央社和全国各报半个月,第一家发表这震动国际的新闻。薛岳和政工人员胡越跳起来,说:“严怪愚造谣,非抓回来枪毙不可!”
事情实在隐瞒不住了,待中央社把消息含糊发表以后,范长江说:“他们在写‘旧闻’了!不过能把旧闻公布,也算是向前跨进了一步。新闻就是要‘新’嘛。对什么事都躲躲闪闪,胆小怕事,让旧思想、旧意识缠住了脚,能够作新闻记者吗?只有新人才能做‘新事’。而做‘新事’总是要几分胆识,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
父亲说:“我的胆略是你给我的。”
范长江说:“快别这么扯。多上几次战场,就不会怕炮火了。”
四
1946年秋,父亲到南京,范长江在中央和谈代表团工作。父亲到梅园新村看他,谈到内战问题,父亲很担忧。他说:“忧,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斗争,与群众一起斗争!我们希望和平,一万个需要和平。中国人民苦了八年,也可以说苦了近百年,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不过这是我们一方面愿望,万一这个‘委员长’不顾人民死活,硬要消灭我们,我们也只好拿起武器来奉陪了!说句老实话,要是这个‘委员长’硬要点起内战火焰,不需三年,我们便要把他赶到美国去组织流亡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