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教授约翰•奈许的生平经历为蓝本的影片《美丽心灵》,是一部不俗的人物传记片。与以往一些传记片明显不同的是,这部影片由于独特的结构方式,充满了浪漫与传奇的色彩。约翰•奈许是一个数学家,但他却痴迷着自己的经济理论。他对数字有着先天的禀赋,善于破解密码,这使他有了与五角大楼合作的可能。事实上,奈许就是这样的角色。或许就是这种颇不寻常的兼职,导致了他一度的神经失常。他产生了幻觉,而且这种幻觉几乎支配了他的一生。影片的创作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意识到这个题材有着极大的可以拓展的创作空间。但是,约翰•奈许毕竟是一个健在的历史人物,影片创作自然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不好人云亦云,想入非非。倘若抛弃这种近乎传说的素材,那么影片就必然失去了精彩。这是一把双刃剑。然而创作者最终还是找到了一把钥匙,这就是把种种道听途说的可能,置于了一种暧昧的状态。使你(观众)不敢做出肯定的解释。你甚至都不敢相信,约翰•奈许那段传奇经历究竟有几成是真的?也不妨把它视为一种虚构。这样的手法,很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色彩。它提出了多种的可能性。创作者紧扣的就是奈许的幻觉,并以此来结构故事,似乎是在对这位传奇教授进行一次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故事和视点,皆因主人公的幻觉而起,现实与梦境的路仿佛打通。当创作渡过这一难关之后,往下的路就十分平坦了。这部影片着重要说的,是约翰•奈许在神经失常之后重新振作起来,并以自己独特的经济学理论赢得全世界尊重的过程。最终他获得了199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斯德哥尔摩的授奖词中讲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说:“数字只能推演出逻辑,但它无法推演出爱的力量。”一个数字天才最终被爱情征服。站在领奖台上的约翰•奈许向他的妻子挥动了别在胸口的白手绢,它的正面绣着一簇粉色的小花。那是爱的见证。
像文学作品一样,一部影片让人难忘的是它的细节魅力。除了白手绢,还有奈许对着繁星满天的夜空画出一把小伞——那是上帝送给他唯一的保护伞,是他的爱人,但同样是幻觉。还有,当年奈许以莘莘学子的身份瞻仰伟大的爱因斯坦,看见他的崇拜者把自己的钢笔放到大师的面前,而多少年后,这一幕又重现在他自己的身上。
影片最有力量的一笔,还是来自奈许眼中,乃至心中的幻觉。他一直觉得,在自己身边有两个人的身影在活动着。一个是作为国家机器化身的安全局官员威廉•帕契,另一个是出卖者、葡萄牙室友莫里斯,以及他的外甥女——这似乎是人民的化身。这是具有一定象征意味的刻画。一个为国家效劳、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他的回报却成了“国家”和“人民”对其实施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政府并没有对奈许本人怎么样,但是他从此陷入到恐惧的幻觉阴影中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感受:一个天才在现实生活中是孤独的,他与现实格格不入。
电影史上有很多经典的人物传记作品。但仔细分起来,无非这么两类。第一类,是以一个人物的生平经历为线索,来构架一部影片。譬如本文提到的《美丽心灵》,还有1997年获得奥斯卡奖的《甘地传》等,中国的影片《李时珍》也属于此类。观众看到的是这个人物的从小到大,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另一类,是截取某个人物一生中最辉煌或者最惊心动魄的片断,来刻画这个人物。如“二战”之于《巴顿》、“水门事件”之于《尼克松》,“虎门销烟”之于《林则徐》。前者立足于展示,因为观众关心的,是这个人物不同寻常的成长过程;后者着力于刻画,由这一片断的历史来塑造这个历史人物。对于前一类影片,选择片断和剧作结构是关键。一个人的生平总是具有长度的,几十年的光阴,如何对这部打开的个人历史做出选择,继之用何种方式加以结构,是衡量编导者水准高下的尺度。《美丽心灵》之所以不同凡响,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创作者选择与结构上的成功,尤其是以奈许的幻觉作为支点,统领全剧,实为天才之举。而第二类,难点在于刻画。因为人物的生平极大地压缩了,那么这个人物的性格与风采,倘若没有有效的刻画手段,是难以获得成功的。
《巴顿》的刻画是独到的,在编剧科波拉笔下,巴顿的魅力不在于他是二战中盟军的一员骁将,而在于他本质上是一个职业军人。这种定位是准确的。我曾经在一篇随笔里,拿巴顿和拿破仑作过比较。我说,有两种军人,一种是打仗为了当官,另一种是当官为了打仗——巴顿显然是属于后者,这个人仿佛是为战争而生,他渴望的是指挥千军万马,施展作为军人的抱负。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变得无所事事,只能带着他的狗去逛菜园子了。作者科波拉本职是导演,深谙视觉艺术三昧,他赋予巴顿的细节都不乏力度,譬如用皮鞭抽掉军营里好莱坞女明星的艳照,用左轮手枪射击飞机,提拔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按上表示军阶的五星,这些都无不显示了巴顿作为职业将军的性格与风采。我们感觉到的,是一个霸道而又智慧,热爱荣誉又牢骚满腹,气宇轩昂而又信口开河的军人形象。最精彩的,是影片的开场。全副武装的巴顿在星条旗下对着镜头发表长篇的个性十足的演讲,这段戏已成为经典,以至于后来我们看到的沙叶新的《陈毅市长》的开场,明显带有模仿的痕迹。这种手法,本来是编剧之大忌,因为容易造成影片的沉闷。但科波拉反其意而用之,使巴顿这个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就鲜明地站到了我们面前,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巴顿》使得科波拉获得了那一年奥斯卡的最佳编剧奖,正是这个荣誉,为他叩开了好莱坞的大门,几年后,他作为导演拍出了不朽的作品《教父》三部曲和《现代启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