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15日,云阳县一个偏僻山村,村民刘大贵与余建超各背一个沉重的包袱,在他们的妻子左智荣和黄文英的挥手中,蹬上了去县城的公交车。他们要经县城转道到浙江省瑞安市仙降镇打工,那儿是全国有名的塑胶鞋生产基地。
送走丈夫,22岁的左智荣回到家里,摇床中孩子的哭声引得她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左智荣嫁到刘家才1年多,结婚时因刘家弟兄多仅分得一间土坯屋。他们居住的村是一个山地占了90%的小山沟,地头只产红苕、包谷、土豆。左智荣和刘大贵小学、中学都在同一个班,一向要好。中学毕业后,刘大贵学了木工,替人盖房子、做家具,每年也可以挣到2000元左右。可后来县城的家具便宜了,村里人多去县城买家具,请他的人就少了。而孩子生下来又缺奶,开销猛增,结婚不到两年,家中就欠下了债。后来,刘大贵就对她说,村子里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好多家庭都盖起了房子,我们要是长期这样守在家中,窝窝囊囊一辈子,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要让你过好日子!”末了,年轻的丈夫像当年追她时那么信誓旦旦。
左智荣很感动,她想跟丈夫一起出去,但孩子才几个月,公婆年老体弱,她只得红着眼眶说:“你安心去吧,常写信回来。我会把孩子带好的,地,也不会让它荒着。”“放心吧,等哪一年盖起了房子,再给孩子存一笔上学的钱,我就不出去了。”丈夫的眼眶也红了。
临走头一天晚上,丈夫拉着她的手一夜无眠。毕竟,他们俩结婚还不到两年啊。
没多久,黄文英从乡邮局带回了两封信,一封是余建超写给她的,另一封是刘大贵写给左智荣的。信中说,他们进了一家胶鞋厂,压鞋底的活儿,每月工资800元左右。
日子似乎有了盼头,两个农家女脸上露出了笑容。
左智荣跟黄文英的家相隔不远,黄大她几岁,她们是要好的姐妹。尤其是丈夫第一次出去是余建超带走的,左智荣就觉得黄文英特别亲。黄文英老实憨厚,没文化,是那种下地干农活不输给男人但心思却不细腻的女人。她跟余建超结婚多年,孩子已8岁,上小学二年级了。这些年,余建超一直在外打工,河南、天津、广东都去过。黄文英曾跟他去过一次广东,结果呆了3个月都没找到工作,以后再也不敢出去了。余建超在外近7年,家中一切事务都是她撑着,她的脸上常常透着孤寂和辛酸。
有一天,左智荣问黄文英:“余哥长年在外,你一个人……习惯吗?”
黄文英呆了呆,反问道:“你说呢?”
两个女子都默默无语。
黄文英叹声气说:“熬吧,等到哪一天孩子大了,再不需要娘老子外出打工了,也就有了盼头了。”
但黄文英却没有熬到孩子大了的那一天。
那是余建超去浙江大半年后,黄文英一下子失去了他的音讯。以前,每月她都会收到余建超寄回的200元汇款,但一连3个月,余建超不但没有汇款来,连电话、信件都没有。
看着黄文英可怜的表情,左智荣说:“等下一回去乡场,我帮你探一探大贵的口风。”
村子里没有装电话。三天后,左智荣到乡场,在公用电话中问刘大贵:“余哥出了什么事儿?怎么没消息了?”
刘大贵叹息一声,半晌才说“余哥跟一个打工的湖北女人好上了”。接了这个电话后,左智荣便一直情绪低落、伤感。一方面同情黄文英,一方面想起村中曾经有两个有家小的男人,外出打工后一去未回。刘大贵会不会有一天也走到那步去呢?左智荣的心头阵阵酸凉。
左智荣没敢告诉黄文英实情。但没多久,黄文英来到左智荣的家,哭哭啼啼地说:“余建超要跟我离婚……他说这些年他受够了,他要找一个能够随他一起打工的人过日子。你是晓得的,我不是块打工的料,他这是分明要甩我啊!……”左智荣猜想黄文英还不知道余建超在外已经有了外遇了,便给她出主意叫她去浙江。她想这样或许会挽回余建超的心。
1998年10月,黄文英赶往浙江。但仅仅一个月就回来了,她说她人笨,找了几家厂子都没人要她,只有回家种地养猪才是本行。而余建超从她到的那一天开始,就把她“寄”在一个女工宿舍里,十天半月才打个照面,说是忙得很,她想着没意思,就回来了。从此以后,左智荣开始在电话中神神叨叨地问丈夫:“今年过年,你回家吗?浙江有带着孩子一起打工的吗?”刘大贵有天说:“你别这样胡思乱想,我知道你不放心我,怕我出余哥那样的事。其实,我想你想得很,只是不好说。你过来吧,一家人在一起才是个理啊!”
1999年3月15日,左智荣平生第一次走出了大山。刘大贵在瑞安市车站接到她,两人脸上都笑着,眼中却噙满泪花。
为了省钱,他们在仙降镇镇郊与另外两对民工夫妻合租了一间出租房。三张床,挂上三幅蚊帐,就成了三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