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遭厄运
我出生在沈阳市新城子区一个工人家庭。1989年,我职高毕业后,来到辽电一公司职工医院当了一名护士。1992年9月,我结了婚,不久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1996年我又考入了辽宁省职工医学院。正当我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时候,不幸却悄悄降临到我的头上。
1998年1月24日,我在给女儿试穿毛衣时,猛然发现女儿的耳垂儿上有几处出血点,凭着职业的敏感,我便马上抱起女儿来到铁岭市妇婴医院。经过检查,女儿血液里有幼稚细胞。一听血液有问题,我一下懵了,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第二天一大早便和婆婆带着孩子赶到中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
经确诊女儿患的是“L2型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高危型”。听到这一诊断结果,我一下晕倒在地。我深知这种病是无法根治的,但怎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呢?只要有一线希望,我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一定要治好女儿的病。从此,我带着女儿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治疗历程。
经过近一年的化疗,女儿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我也欠下了7万元的债,而这仅仅是开始。为保证孩子治疗的开销,我经常把药开回家,按照医生的嘱咐自己给女儿化疗。我还找了份推销化妆品的工作。
我知道,要治好女儿的病,目前只有采取同胞脐血干细胞移植,但这不仅要需花十几万元钱,而且同胞脐血配型的成功率只有四分之一,万一生下第二胎却配不上血型,对这个风雨飘摇、极度困难的家庭来说,岂不是雪上加霜?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全力争取。我开始再次向亲朋好友借钱。可半个月仅借到四五万元。这时,有人建议我到社会上寻求帮助,我想:“有困难的不只我一家,我怎么好意思向社会伸手呢?”就在我举步维艰之时,我们公司知道了我女儿患重病的情况后,为我捐了2万多元钱,又借给我15万元。当时,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2000年6月9日,我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经过血型对比,姐弟俩完全可以进行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两个多月后,中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为女儿进行了脐带血移植并获成功。我欣喜若狂:我的女儿终于得救了!
2000年末,由于单位精简,我下岗了。面对一大堆外债和下岗,我没有怨天尤人,开始自谋职业。可是,找了一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一天晚饭时,丈夫见我闷闷不乐,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要是他下岗就好了! 原来丈夫领女儿到青岛看病时,见有人吊在高楼外墙清洗楼房,这虽然是一项危险性工作,但他觉得铁岭还没有,市场潜力一定很大,不过,丈夫认为妇女不能干这个。我一听,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谁说女的干不了?我就开一家清洁公司!”
另谋职业
对于我来说,清洁服务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领域,为干好这一行,我专门到北京中关村与美国朗洁清洁服务公司签订了合同,用3万元下岗费购买了清洁专用工具,又接受了专业培训,成立了美国朗洁清洁服务公司在辽北的第一家加盟店。
万事开头难。为了联系业务,我每天揣着名片,蹬着自行车,在凛冽的寒风中挨家挨户地敲门拜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送名片。每到一家,我也不管人家态度如何冷淡,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人家介绍自己的公司,再送上一张名片,直到人家下逐客令。刚开始几天,凭着一股热情我干劲十足,后来,渐渐地有些吃不消了,嘴也起了泡,脚也磨破了。一次,我刚走进一家保险公司的大门,就被看门的老汉喝住,不管我多么和颜悦色,还是被无情地撵了出来。“干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呢?”我越想越委屈,回到家,一头扎到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在近一个月的奔波中,我不知挨了多少冷嘲热讽,吃了多少闭门羹。但一想到天真烂漫的儿女,就会重建信心。
2001年3月25日,我突然接到市人事局的电话,要我给他们办公楼的铁窗框刷白油漆。我立即组织人员开工。刷窗户框虽然简单,如果安全措施不到位,会非常危险。再说,这项工作又脏又累,好多工人干了一天就打退堂鼓了。那真是我开业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为了按时完工,我每天都要早早地到劳务市场去雇人,再给他们安排活儿。由于没有经验,在刷顶楼窗户时,我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员工们仍认为不安全,谁也不敢上。后来,还是搞吊装的丈夫借来跳板,绑在窗户上,增大了安全系数,员工们才敢上。我终于提前完成了工作,客户也非常满意,主动把工钱由800元加到1000元。
拿到第一笔收入,我高兴地一路狂奔回家,抱起女儿吻个不停。
清洁高楼外墙工作非常危险,我有恐高症,按规定是不允许从事这项工作的,但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5月26日,我承包了市妇婴医院外墙清洗工作。这是一座七层30米高的楼,当我站在楼顶上向下望时,脑袋一阵晕眩,险些栽下去。员工们都劝我不要干了,我却执拗地说:“没事,我能干。”我开始一点点地往下移,下来一段儿就用水枪向墙面喷一会儿,再用刷子使劲刷。为了减轻恐高的症状,我干一会儿就抬头向上望一望。当我死死地抓着绳索到达地面的时候,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也站不起来了。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以前在医院的工作,眼泪就下来了,可一想到儿女那企盼的目光,我擦干了眼泪,咬紧牙关继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