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大学之后，李新相继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工作，但他主要精力仍是研究和编撰历史。
他酷爱历史，钟情于学术研究。50年代，他帮助吴玉章校长整理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获得成功。据说毛泽东看了吴老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后说，“见书见人”，“书如其人”。对写回忆录，有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很高的。李新也由此步人历史研究的佳境。
以后，李新著书立说，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他主持编撰的《中华民国史》?穴10余卷?雪、《中华民国人物传》?穴10余卷?雪、《中华民国大事记》?穴39卷?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穴4卷?雪、《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穴12卷?雪，以及为数甚多的《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等，约计数千万字，在海内外学术界获得好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为一位史学家，李新非常强调史德，写历史要秉笔直书。他说：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是很难的，首先在政治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
80年代末，李新大病初愈，深感坊间流行的大量回忆录，良莠并存优劣杂陈。伪劣品中，美己之丑、丑人之美者有之；隐恶扬善、取宠求荣者有之；伪造历史、陷害对手者有之。结果是哄然而起，转眼即逝，除了给人留下一片空茫的虚假，就一无所有。李新郑重地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却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他常说，写史而不真，抹煞民族记忆，误今人误后人，是有罪过的。对于那些拒绝真实，掩饰真相，一味歌颂，回避历史失误和惨痛教训之作，李新大不以为然。他说：“我笔下的回忆是任情的，毫无顾忌的”，“就是对当今世事的评论，我也无所顾忌”。
90年代初，李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干部春节团拜会上说，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党性原则，写历史不能讲假话，不能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而把历史歪曲了，更不能像《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了。我认为最多写30％的虚话和套话，70％的写真话，不能写一句假话。
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李新长期在近代史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对近代史所的发展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1972年，他受命在近代史所组建民国史研究组?穴1978年改称民国史研究室?雪，开始了一门新学科——民国史研究的创业历程。然而，史坛从来不歇风风雨雨，在中华民国史研究筹创之初，反对者就不乏其人。
有人说，写民国史就是为国民党唱赞歌。
有人说，写民国史就是承认“两个中国”。
李新坚决反对这些意见，有一次与一位反对者辩论竟日。李新说：我们编写中华民国史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国务院的决定，科学院和学部都有书面的指示，郭老也批示，既然现在你们要停编民国史，就应有明确的书面指示，并要说明以前的指示作废。
万事开头难。举凡与民国史研究相关的方方面面，李新都躬亲其事，殚精竭虑，与同仁共同努力，克服诸多困难。如今有关民国史研究的对象、原则、框架、体例等等，都是当年在李新领导下，由诸多同仁共商而定的，并为学术界沿用至今。现在，民国史研究已经成为近些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成绩斐然的一门学科。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当然要涉及对国民党战场的评价问题。在座谈会上，李新直言，纪念抗战不应违反历史真实，当年的歌曲、绘画、电影都应保持原貌。“历史学家不能如宣传员那样，必须严格按历史事实说话，才能有学术生命。”对于所谓历史科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口号，李新不以为然。他说，强使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之道，一是指桑骂槐，影射现实，一是为现实辩护，大唱赞歌，两者都会使历史科学变成不科学。历史与现实，毕竟不是一码事。历史学家要做的是把历史事实展现出来，让人们认识历史，进而认识现实和未来。对于长期困扰历史学界的虚假现象，李新终生予以贬斥，并自励绝不同流合污。其诗云：
“直笔写真史，曲笔抒真情。彩笔传忠烈，朱笔诛奸佞。”
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除了学术上硕果累累外，李新另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当今现代史史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李新以宽厚谦容之德，善待做学问的专家，把大批人才组织起来。数十年间，学生众多，桃李满天下，如李宗一、王学庄、杨天石、耿云志、李义彬、时光、张注洪、李良志、杨云若、马模贞、李玉贞、周子信、胡庆云、邵维正、刘敬坤、周天度、曾业英、朱信泉、严如平、韩信夫、朱宗震、黄修荣、潘荣、章百家、汪朝光、邓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