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空气清新，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同往日一样，人群熙攘，仿佛一群蚂蚁似地匆匆奔波着。一个男子驱车从伊利诺斯州内珀维尔家中，把他那位身材苗条、美丽动人的太太送到机场。他替她托运了行李，回来时把机票里的行李认领单交给她。他陪着她，形影不离，一手搂着她的腰，当飞机快开时，才与她吻别。
美国航空公司这架班机的终点是圣迭戈。当飞机到了科罗拉多州拉马尔上空时，驾驶员听到轰的一声闷响，感到飞机轻轻地一震。这声音有些特别，机长德韦恩·C·邓肯在二十四年的飞行中还从未听到过。他注意到行李舱的温度和压力稍有变化。不过这架巨型喷气式客机仍在平稳地飞行着。邓肯判断有的行李移动了位置，把一两个皮箱挤了出来，砰地撞到隔舱上。也许这就是飞机震动、温度和压力稍有变化的原因。
邓肯和机组人员检查了操纵系统，一切正常。邓肯通过机内通话装置，告诉七十六名乘客：“一切正常。显然我们在空中颠了一下。”(守规规定：“讲话简单明了，少用技术词汇。”)
客机最后飞到圣迭戈。但当航空公司的职员打开飞机的行李舱门时，却闻到一股气味，像是火药的味道，并且发现满地的碎片和炸坏的行李。显然，刚才是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爆炸。
卸行李的工作暂停下来，同时间向联邦调查局圣迭戈分局打去电话。首先赶到现场的是专业特工罗伯特·森德奎斯特。在碎片中，他发现了一个大型提灯用的六伏电池、四个爆炸过的雷管、两卷炸药、两个连着电线的闹钟、一个白色人造革皮箱的碎片、三个炸掉的行李标签。
这时联邦调查局的一大批特工也来到机场。他们一面提取物证，装进箱子，准备运往华盛顿联邦调查局试验室，一面逐个向所有旅客和机组的六个人了解情况。显然，这次爆炸不是为了自杀，便是为了杀人。
森德奎斯特检查了三个炸落的行李标签。他发现其中两个属于同一个旅客——库克太太。第三个标签的号码比库克太太的一件行李的标签小一号。另外，那个标签上还登记着库克太太的机票号码。
显然，应该同库克太太谈一谈。有一位旅客说，她对他说过，她久病初愈，要到圣迭戈郊区埃尔卡琼她父母家里休养一段时间。特工们找到她时，她正在起居室和父母M·J·沃菲尔德夫妇闲谈。
珍妮·伊丽莎白·库克现年三十五岁，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但还能勉强支持。她告诉特工，他们夫妇有两个男孩，还说她刚同孩子们和丈夫通过电话，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
特工们安慰、应酬了几句，便言归正传。他们问她可知道一个白色的人造革皮箱?
“皮箱?我一无所知，”她答道，她对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惊讶，“我没有这样的皮箱，只有两个棕色提包，我都提回来了。”
特工们告诉她，但是那个白色皮箱是用她的机票托运的。
“不可能!”她说道，诧异地睁圆了眼睛，“是我丈夫替我办理托运的，只有两个棕色提包，为这件事他花了很长时间。谢天谢地，只有两件行李。不然恐怕他一辈子也办不完。”
第二天，特工在内珀维尔见到厄尔·西奥多·库克。他粗短身材，脾气很大，留着短短的头发，戴着牛角架眼镜。
“白色皮箱?”库克反问道，“怎么又扯出个白色皮箱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白色的破烂皮箱。我给我太太托运过两个提包。完了。”
“你用的时间可不短啊，”特工对他说，“行李标签上注明皮箱是用你太太的机票办理托运的。你不想对我们谈谈这件事吗?”
“不，我不想谈。”库克答道，“去问我太太，她会告诉你我只托运了两个提包。”
“不错。”特工说，“可是你也许没有把第三件行李告诉你太太。”
库克一听，气得满面通红。“我真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找来了这种稀奇古怪的材料，”他大声说，差一点喊起来，“我是一个有身份、有家产的商人。我如痴似呆地爱着我太太。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就活不成了。”说着便掏出了手帕，擦起眼睛来。
这时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的一位炸药和工具专家查尔斯·L·基利昂正在检验从班机上找到的土造定时炸弹的碎片。基利昂检验了那两个小闹钟，发现其中一个响铃时，打铃的小球就会接通线路，引起四个通电雷管爆炸。他断定第二个闹钟是备用的，预防第一个闹钟万一失灵。他重新组装了炸弹，将各个部件的电路联接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电路。
那四个爆炸的雷管表明，这个装置发生了作用，但只是部分发生了作用。炸药之所以未能爆炸是因为雷管安装太差劲，脱落下来了。基利昂心想，机场那些粗手粗脚的搬运工算是立了一大功。由于他们粗手粗脚地搬弄行李，使雷管移位，却使八十条人命得救。
基利昂毫不含糊地说，当时这八十条人命十分危险。因为飞机的输油管道和控制线路就在行李舱上面，爆炸只要再大一点，就准会引起大火，使飞机坠毁。他在报告里写道：“如果爆炸规模再大一点，行李舱和附近的一切设备都会遭受严重破坏。”他想，谢天谢地，这颗炸弹是一个拙笨的外行制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