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初，那年我19岁，离开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统治的北平，经西安宝鸡，翻越高耸的秦岭和险峻的剑门“七十二峰”，到达“陪都”重庆。在那里，我几乎每天阅读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大公报》等报刊，阅读了范长江、邹韬奋等人的文章和作品。随后又阅读了斯诺的作品《西行漫记》等，理解了长征的悲壮历程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光辉事迹。我感到，新闻事业是一项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高尚的事业，有志于当一名记者。恰好，从上海迁至重庆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招生，我就去报考了。在民治，我学习了新闻学概论、采访学、编辑学、新闻写作等，并且在1944年9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外围组织“学习社”的工作。
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了解我学习过新闻，就在1946年2月初，派我到新华社重庆分社担任编辑。重庆分社设在中共代表团内，即代表团的新闻组，社长是宋平，我是编辑，郭冶方刻写蜡纸和油印，“一个统帅，两个士兵”。我的工作是挑选和编辑延安新华总社发来的稿件，排列次序，拟订标题。经宋平审定以后，我和小郭一同刻写蜡纸和油印，之后，我们把《新华社通讯稿》装订成册，送到代表团各位领导的办公室和各个部门，由收发室送往各报社、通讯社、中外记者、各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等。
在代表团，我看到了久已敬仰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同志，但是没有说过一句话，我怕打扰他们的工作。有一天傍晚，我送《通讯稿》到周恩来的办公室，他正在严厉批评新华日报编辑部的负责人。他指着当天的《新华日报》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代表，马歇尔是美国的代表，我们处在平等的地位，你们为什么要用“谒见”，而不用“会见”，这分明是一种洋奴思想!我不是有意偷听，可是在我进去、出来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周恩来声色俱厉的神态，听到了那句批评的话，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尊严，中国人和大鼻子、黄头发的美国人应该处在平等的地位，而绝不是在美国人面前低人一等，这使我终身难以忘怀。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即博古)，刚刚出狱的叶挺将军、夫人和儿女，邓发，黄齐生等乘飞机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可是，飞机一去，杳无音信。代表团内没有了往日的欢乐，沉浸在焦虑疑惑的气氛中。直到11日傍晚，我往周恩来的办公室送《通讯稿》，他正站在门口的楼梯旁，听秘书童小鹏的汇报，那双平常炯炯有神、机智敏锐的眼睛，充满了忧伤、疑虑和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情景，牢牢铭记在我的脑海中。事隔很多年，当年飞机场的一个机修人员，临死之前“其言也善”，承认他在飞机的仪表上做了“手脚”，使飞机偏离航向，飞往山西兴县，撞到黑茶山上，机毁人亡。后来，一位上山打柴的农民发现，报告到延安。机上罹难人员，被党中央追认为“四八烈士”。
1946年4月间，由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要继续和国民党谈判，也迁往南京，住进梅园新村17号、30号、35号。重庆分社人员在4月底飞往南京，在17号办公成立新华社南京分社。第一任社长还是宋平，第二任社长足范长江，第三任社长是梅益。范长江来后不久，宋平前往东北工作。梅益在6月底从上海来到南京，接替范长江的工作，担任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和南京分社社长，范长江后来去延安新华总社工作。只有我和小郭两个人，从分社成立第一大T作到最后一天。
1946年7月间的一天傍晚，我往梅园新村30号的周恩来办公室送《通讯稿》，他正站在办公室和几位领导同志谈话。他接过《通讯稿》看了一眼，当大的头条消息是我军在苏北打了一场胜仗。他对我说：像这样的消息要早一点告诉我，我刚刚谈判回来，早知道这条消息就主动了。他并没有责备和批评的意思，口气很缓和。但是，我在回17号的途中，却感到很惭愧，我怎么不懂得，新闻工作这个“局部”，和斗争的“全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呢。这是周恩来对我的第一次谈话，对我领会新闻工作的重大意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以后，凡是收到重要的消息，我都向梅益汇报，由他向周恩来汇报。
在我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仔细回忆起来，周恩来虽然和我只谈过两三次话，但是，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却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6月进攻中原解放区，后来又侵占了张家口，于是，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举行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前的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于来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比往常多，于是就改在17号的工作人员的大餐厅举行，有些国民党特务也冒充记者混了进来。事前，梅益通知我，准备写这条新闻。我很意外，从在重庆分社工作以来，每天只是编辑新闻，还从来没有写过新闻。可是，南京分社只有我一个编辑，责无旁贷，只好答应下来。招待会开始以后，周恩来先宣读了一篇书面声明，这是不要记录的。然后，他回答记者们的提问。那几个特务，故意提出挑衅性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起来，立场坚定，观点鲜明，语言简练，逻辑严谨，从来不说大话、空话、套话和近年来常常听到的欺上瞒下的假话。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话，只要努力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会后，我连晚饭都顾不上吃，赶忙回到分社办公室，把稿件写出来，先交给梅益看，由他送到30号去。我坐在办公室等候，不久，童小鹏来电话：“小杨，赶快来取稿子。”我赶忙跑到30号，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他拿起稿件，说：“赶快拿去发。”我想：这篇“处女作”通过了。我先送到报务组译成电码，发往延安新华总社，由总社再发往各地分社，后来才知道，它都刊登在各解放区报纸的第一版上。我从报务组拿回稿件认真阅读。我看到，周恩来修改的字句并不多，但是，使我震惊的是，他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用毛笔仔细圈点了一遍，每一个逗号、句号都非常工整。我坐在椅子上，沉思良久，暗自佩服他的工作态度之严肃，作风之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