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许鞍华
2007年3月12日上午，我坐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的一楼咖啡厅，等待与许鞍华相会。
一周前，我们相约这天上午11点会面，她专程从香港赶来接受我的采访。
赴约前，我在家中浏览此前和许鞍华一起的几次合影。发现，最早的一张竟是八年前，那是1999年，她来深圳参加一次专题影展。那时的她比现在要胖，也年轻很多，一头黑的长发，穿一件淡灰色T恤，发白的牛仔裤。在为期两周的影展上，我第一次集中看了她导演的四部影片——《客途秋恨》、《女人四十》、《千言万语》和纪录片《去日苦多》。影展结束的当天下午，许鞍华出席了两个多小时的影迷见面会，她有问必答，有时会停下来，字斟句酌地在粤语、普通话和英语间寻找恰当的词语表达，说到会心处，常常爽朗大笑。见面会结束后，在纪念册上题字时，她把名字签在本子的最下角，字写得又小又紧凑，好像是刻意要把自己隐藏起来。黄昏时分，她要回香港，我们送她到大厦的一层，她执意不要人陪同出关，独自上了出租车。我在当时写的印象记里，描绘了她来去匆匆的形象，好像还用了“侠女”的字眼。此后，我陆续看了她执导的《男人四十》、《胡越的故事》、《倾城之恋》、《半生缘》、《阿金》、《玉观音》、《幽灵人间》以及她最新作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主将，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女导演，许鞍华是个复杂的存在，你很难用某一部影片来概括她的风格。她游走于艺术与商业片之间，或者说亦文亦商、泾渭难分。不倦的探索和兼收并蓄，让她的作品缤纷多姿，成为归类起来颇费踌躇的一代名导。她的电影，类型题材多样，风格形态各异，参差错落，轻重迥然。既有大起大落的通俗剧，又有凌厉沉静的先锋影像。鬼魅人间，市井百态，悲喜交集。本色生活的朴素寻常，社会传奇的绮丽微妙，都林林总总地渗透其间。
八年里，我陆续见过许鞍华多次，除了谈论电影，鲜少涉及其他话题。2002年，我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采访台湾大导演侯孝贤，许鞍华就坐在旁边，她像个邻家的大姐帮我们斟茶。她告诉我，她热爱侯孝贤的电影，看过他所有的作品，很多都不止一遍，侯孝贤早期的《风柜来的人》和《童年往事》她差不多都看了有十遍。
10点55分，我透过咖啡厅的落地玻璃窗朝外张望，猜测隔了好多天，许鞍华会不会已经忘了这次会面。正在这时，我看到一个穿着紫红色毛衣的女人步履匆匆地从马路对面穿过来，我认出了她——背着一只小布包，正躲避着快速往来的车辆，脸颊被阳光照得汗津津的，那样子让我想到史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准备“碰瓷”的镜头。
许鞍华走进香格里拉大酒店。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是一贯的装束一一发白的牛仔裤和运动鞋。她微笑着朝我招手，看看手表说，下午5点要回香港出席一个电影会，这之前的时间都由我来安排。我说，那我们去找个安静的茶馆。她说，好啊，最好有点吃的，早晨起床后就往深圳赶，还滴米未进。
11点10分，我们来到关山月美术馆下的“紫苑”茶馆，临窗而坐，每人各点了大杯的西湖龙井，许鞍华点了一碟带壳花生、一碟澳门小餐饼。我让她点份饭，她说她不喜欢吃饭。整个茶馆的大厅里，只有我们俩，她一边剥花生吃一边与我说话。有只大黄猫从窗口跳进来，凑到她的脚边，她给那黄猫喂花生米，惊喜发现“它居然吃花生”!后来那大黄猫一直在周围转悠，直到花生全部吃完。她对大黄猫摊开双手道：“很抱歉，没有了!”
许鞍华笑言，她是个“杀气很重”的人，不适宜饲养宠物和花卉。小时候，她养过两条金鱼，没两天，有一条就从鱼缸里跳出来自杀而死。她以为是不慎跃出，就在鱼缸上盖了张硬纸板，不料，第二天另一条金鱼把硬纸板顶翻也跃到地面“自杀”了。她说，没有什么宠物可以在自己手里快乐地生活。“植物也是活不了的，养什么死什么。我也纳闷，我把花盆供奉在写字台上也不行，真是邪门，就是养不活。后来，我发现，原因是我买了一盆花或一盆草，总是放在书桌前面，我老是坐在那吸烟，都把烟喷到了花上，就这样把它们熏死了。”她说完大笑。
在香港大学英文系读书时，许鞍华就是个活跃分子，她在学生剧团管道具还在话剧里跑龙套，当同学们还只是老老实实用美术字印宣传单时，她已开始将俊男美女的图片打碎来拼贴自己设计的海报。她最早戴隐形眼镜，不穿流行的紧身短裙，学校兴起嬉皮风，人人都奇装异服，她却穿上扎染的印度式长衫。那时，她和同学谈到遥远的将来，很担心六十岁时的穿衣问题，想到不能穿牛仔裤和球鞋觉得很是郁闷。现在，已经六十岁的许鞍华仍穿着牛仔裤和球鞋，她笑道：“人生原是很简单的啊!你想怎样就可以怎样!”
我们一直谈到下午将近4点。许鞍华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童年最早的电影记忆，留学英伦，服务电视台，个性特点和生活习惯，以及拍摄电影的酸甜苦辣。
后来，她看看手表说，现在必须出发，要不然香港的电影会就要迟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