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的关怀
2004年2月2日清晨,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惊悉马烽老在1月31日逝世,不胜悲痛。我因来南昌看望病中的老母,不能回太原送别马老而深感歉疚。当即发去唁函,对马老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马老是我崇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作家,又是我尊敬的一位老领导。我调入省文联已整整40年,马老对我关怀甚多,这里略举一二。
1998年5月24日中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6周年之际,马老托司机小吴把一个大信封送到我家。小吴说,马老特别叮嘱他“信不能放在传达室,一定要交到董其中手里”。打开信封一看,是贴在蓝色衬纸上的两幅古元的重要木刻《哥哥的假期》和《离婚诉》,还有马老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不长,全文抄录如下:
董其中同志:
这两幅木刻是古元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时的作品。当时我在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学习,古元是我们的教员,这是我借用他的原版印的。至今已保存了五十六年,现转送给你,我觉得你保存比我保存更有意义。
衬纸是当时延安产的马莲纸,颜色是用自制的喷雾管喷上去的。
敬礼
马烽九八年“五·二三”晚
5月28日,我给马老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6周年之时,您将保存达56年之久的,古元同志在延安创作的两幅木刻送给我,我如获至宝。请放心,我会把它当作革命文物一样来珍藏。
手捧这两幅历经风雨的木刻,心情很不平静,这是您老对我的关怀。在我念高中时,就读过您的小说《一架弹花机》,受到革命文艺的哺育,那时我就非常仰慕和崇敬您。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我竟来到山西,而且工作在您身边,深感幸运。正是在您等省文联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言传身教下,我才得以走正路、健康成长,成为党的一名文艺工作者。今年是我来山西工作整整40年。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由衷地对您等老文艺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同时也深情地缅怀古元同志。
古元这两幅木刻虽然尘封了60多年,马莲纸的衬纸也略有破损,但画面仍十分清晰完整,显得古朴和富有时代气息——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当年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
1998年10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山西省文联、山西省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主办我的版画展,马老时任山西省文联主席,展前我去请马老题词。过了几天,马老就将题词写好,在大半张宣纸上题写了“刻出生活情趣,展示时代光华”两行刚劲的大字,派人送来信一封,信中称:“为你的展览写了两句话,字不好,纸不好,倒也相匹配,仅以此表示祝贺。”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以上两件事充分体现了马老对我的关怀和期望:像古元同志那样坚持《讲话》道路,创作出富有“生活情趣”和“时代光华”的作品。我一定不辜负马老的关怀和期望。
为马老刻木刻肖像
根据我长期与马老的接触和手头掌握的一些马老照片等资料,2001年下半年,我决定创作一幅马老的木刻肖像。画出木刻稿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12月12日带着木刻稿来到山医二院,一是看望病中的马老;二是捎去李允经著并送给马老的《中国藏书票史话》(内刊有我创作的马老藏书票);三是征求马老对木刻肖像稿的意见,马老夫人杏绵同志也在场,两人对木刻稿提了些中肯的意见,总的来说是不太像。后来我重新起稿,画成木刻效果图,复印后带着一张来到马老家中再次征求马老意见(马老临时从医院回到家)。这已是2002年的事了。这年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著名版画家力群老先生,他对我说:我在马烽同志家看到你刻的木刻像(其实尚未刻,只是效果图),总的来说还像,只是结构有点散。他这一点拨,我明白了。当时木刻稿已上版,于是我便根据力群老先生的意见在木版上修改,细化强化了结构。从那以后曾刻过三次,我都不满意,直到最近第四次刻出来才较为满意。
马老再也看不到我为他刻的这幅木刻像了,我力求将马老的精神刻在木刻中,将马老的人品修养、道德文章永远刻在我的心上。
为马老创作藏书票
藏书票和藏书章、名章、签名的功能异曲同工,是读书人藏书的一种标记和信物,它配以图像,达到图像与文字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趣味。我为马老创作藏书票时,专门去访问了他,请他出点子。马老右手握着一支铅笔,在桌子上敲一下,说一声“梯田”,再敲一下又说一声“高粱”……话不多,却给我以启示,很快我为马老刻出了三枚藏书票,其中两枚的票面主体图像均为高粱——几株壮硕挺立的高粱,另一枚的票面主体是笔杆为高粱形象的一支钢笔,背景是把梯田刻成了摞起来的一本本精装书,宏观是梯田,细看是书本。我为马老刻的第四枚藏书票的主体图像,则是马老名篇《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农业局田副局长——他“三伏时候……披着件夹衣,下身穿着条黑棉裤,裤脚还是扎住的,头上又戴了顶大草帽……低着头,驼着背,倒背着手,迈着八字步……”背景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河水波纹漩涡。我为马老刻的第五枚藏书票则是最近完成的马老头像,表现马老的睿智与深思。为使票面文字有变化和亲切感,书票中的“马烽”二字都采用了马老手迹,又为对称起见,在第三枚藏书票中将“马烽”二字排在中间位置,其左右两边分别为“藏”和“书”字。妻子看后说:人家会念成“藏马烽书”。我说:藏马烽书也很好嘛,愿怎么念就怎么念吧。后来我见到马老说起这件事时,他笑了起来。当《人民日报》准备发表马老的那枚“高粱”藏书票时,要求我写一段文字,刊于书票旁的那段文字是:“著名作家马烽从小生长在山西吕梁地区,我为马老作藏书票时,便自然想到他的《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著)和《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小说,想到黄土高原上那满山遍野的高粱和那层层的梯田。据此,我选择了高粱作票面主体,把它作为马老讴歌英雄的吕梁人民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