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她以亲历的一件事为素材,创作了电视电影剧本《陌生人》。一位女作家到南方某地出差,到达后不过一刻钟,容纳她此次旅行全部家当的皮箱就不翼而飞了。剧情由此展开。是沉重还是轻松?是茫然无措还是无泪的苦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丢失一只皮箱得到一部电视剧,并由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王浙滨不但自任编剧,而且自任导演。朋友们告诫她劝她放弃:“没有不流泪的女导演!”她回答:“我没有选择。”她拉着摄制组的大队人马奔向海口,她凭着那段震颤心灵的感受和对生活对人性的理解,自如地指挥拍摄。当最后一个镜头拍完的时候,她独自一人跳进了无边的大海里畅游,品尝着人生的另二种境界和滋味。以后,她又自编自导了电视剧《生为女人》。人格的证明,能量的释放,使她重新找回了自己,找回了自信,她事业的天地也因此变得更加广阔。
1996年9月,王浙滨与王兴东为电影《天国逆子》获得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去北京领奖。在颁奖活动中,他们跟当时担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和平(现任北京市文化局长)见面了。当时,北京市正为成立“紫禁城影业公司”物色人才和剧本,张和平对王兴东、王浙滨这对能干的影坛伉俪非常欣赏,王兴东是国内知名的大编剧,王浙滨不但能编剧,还是个成就不凡的制片人,自然是最佳人选。王兴东将手头一部8集电视剧《离开雷锋的日子》给张和平看了,在张和平的建议下,王兴东、王浙滨奋战了3天3夜,将电视剧压缩成同名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看完剧本后非常兴奋,立即拍板同意拍摄,由王浙滨担任制片人。但这段时间里,王浙滨还有另外的活动:她受到奥地利原驻中国大使的夫人乌苏拉·魏德夫人的邀请,10月份到奥地利访问,为她的另一部电影《芬妮的微笑》去维也纳收集素材。
王浙滨到维也纳的第四天,就在魏德夫人的家里接到张和平的传真:“剧本顺利通过,并被电影局列为1996年生产任务。祝你们的维也纳之行愉快。”
这份传真对于王浙滨无疑于催阵的鼓角:1996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就算60天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完成一部电影的拍摄吗?11月6日清晨,王浙滨与王兴东从维也纳乘飞机回到北京。她连消除一下旅途的劳顿、调整一下时差的工夫都没有,就匆匆进入了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制片人的角色:做摄制预算,组建摄制班子,租用摄影设备,挑选主要演员、签一份又一份的合同……她一分钟都不敢浪费地做着这一切,然后就率领摄制组开始了南征北战似的拍摄。这部片子对于王浙滨,的确是一个重大考验。在冰天雪地的季节里,她率领摄制组奔赴辽宁的抚顺、吉林北部的大步苏,然后又挥师南下厦门……从11月26日在抚顺雷锋墓前开拍第一个镜头算起,到1997年1月4日停机,《离开雷锋的日子》外景拍摄仅用了40天时间,真是超高速的运转。又经过20多天的后期制作,王浙滨等人于1月29日带着片子到北京送审。焦虑地等到下午4点,电影局审完片子,她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离开雷锋的日子》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果然,片子公映后,一举囊括了1997年中国电影的所有奖项:华表奖最佳影片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老舍文学创作奖,并成为1997年中央全力宣传的三部好影片之一。影片的成功,对于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成立起到了催生作用,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建行亲自为紫禁城影业公司揭牌,北京市委还奖励给剧组20万元。在王兴东和王浙滨的提议下,用这笔钱设立了“电影源泉奖”,这一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的原型人物乔安山。7月,王兴东、王浙滨夫妇正式调入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成立了他们的独立工作室,拥有从创作、筹划、经营、运作整部片子的权力。这样,他们在电影创作和制作上就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工作平台和施展才智的更大空间,在事业上,他们实现了一次飞跃。
甘于承受生命之重
王浙滨说,由她编剧并担任制片人的《背起爸爸上学》,是她拍摄的最为轻松的一部电影,但谈起剧本的创作体会,她却用这样两个字表述:“沉重”。 1996年春季过后,王浙滨便打点行装独自到甘肃省庆阳地区体验生活,故事的原型人物——背着爸爸上学的16岁少年李勇,就生活在这里。川塬逶迤、沟壑纵横,古城庆阳的地貌,给王浙滨的感觉是“同蚕吃剩的桑叶一样残缺”而又凝重,自然还包括沉重。
在李勇就读过的学校里,她看到几十个娃娃挤在铺着稻草的床板上,就着白开水吃馍,没有菜。馍冻成冰坨了,放在怀里焐化了再吃;馍发霉了,把皮剥掉了还要吃。操场上,孩子们趴在地上用树枝练宇,练好了再写到本子上,这是为了节省;教室里,门窗没有一块玻璃,麻雀自由地飞进飞出……王浙滨心痛地问孩子们,在这种条件下学习不觉得苦吗?孩子们对于她的问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馍吃,有书念,怎么能说苦呢?王浙滨被这些眼里没有一丝杂质、心里没有阴翳的孩子们一次次地感动着,她在泪水的涌动中提炼着剧本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