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渝文化”应该缓行
王定天
概念的兴起
我眼拙,重庆直辖以前,未曾见识过 “巴渝文化”这个概念、至多于“巴”、“巴人”、“巴国”、“巴渝”、“渝州”这些相关地域历史概念有印象。与考古发现有关的语词 “巴文化”在书中也出现过,却就考古论考古,远未形成为系统的、标志性的、地域亲缘性或文化发生论的概念。千百年来,巴渝地区人民与四川盆地生活的各族各地人民一样,文化上认同“四川”、“四川盆地”、“巴蜀”、“蜀学”、“盆地意识”,有强烈的归属感,并进而经由“四川”,归属于主流的中华文化。证之历史,从《史记》开始,古籍记载就总是巴蜀并举。“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郡,西并巴蜀。”(《史记•李斯列传》)即使巴渝学者们最常引用的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也免不了一样并论巴蜀:“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其中的原因,如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所说:“春秋战国时代巴的历史,一点记载都没有。”史料委实太少,根本就分不开。当代巴蜀史学专家如徐中舒、邓少琴、童恩正等,他们的著述中,更都是巴蜀并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从来就是严肃、科学的。主要一种形成方式是考古发现,比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有严格的、不容混淆的概念界定和考古实物支持。另一种“次生”的文化概念形成方式,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无或少有出土文物支持。应用很广泛,如西夏文化、吴越文化等。这种方式也是地方文化学者们常采用的。千万年的独特物质遗存,数千年的文字传载,才能形成一种文化形态,并非容易的事。四川盆地这么大一块独立的地理构造板块,一方水土一方人,连动、植物遗传都没有差异,几千年文明传承,才有“巴蜀文化”的指称,并显然从属大中华文化,是一个支派。“巴渝”这个称谓,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汉书•礼乐志》作“巴俞”,颜师古注:“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巴、俞显然指两个民族),沿用至今。所指代地域、人群却变动不居,由巴西到巴东,由嘉陵江到长江,由川东到重庆,概念并无确指,随意性极大。文化渊源上,巴渝地方从汉以来,只是蜀文化的边缘形态,并无明显的特性。直辖以后陡然冒出来的“巴渝文化”,于史无记载,于考古乏支撑,指揆任意。三峡文化学者蓝勇直指:“‘巴渝’是直辖后的概念,就指新重庆。”
199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重庆直辖,同一天,《重庆日报》开辟了一个“巴渝风”专版,整整两个版,设置了“巴渝儿女”、“巴渝风情”、“巴人春秋”、“重庆与世界”栏目,发表了《巴人起源之谜》、《巴国与巴都》、《巴渝舞》、《南北战争中的四川首府——重庆城》等文章,要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意旨初现端倪。但理论上还比较谨慎,只是散碎地述古,不求过多建树。这个专版没开几期,便因时机不成熟,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热情再度掀起,7月3日,《重庆日报》发表了朱晴方《重庆文化当唱“大风歌”》一文,文章里横空出世,首次出现了“巴渝文化”这个新词:“巴渝文化博大精深,品位不凡。”从全文看,论述是落足在传统的“巴文化”上,今天看来没什么新意,似是偶然提到“巴渝文化”。接着,7月20日,《重庆日报》开辟“重庆文化大家谈”专栏,约了当时西师中文系教授王泉根(泉根目前已经离渝赴京,权长北师大文学院)主笔,撰写了《重庆文化思考》之一、之二、之三三篇文章,分三期载出。在第二篇文章《巴渝文化与陪都文化》里,正式提出了“重庆文化精神(或特点)……四大母题”,“巴渝文化”概念赫然便在其中。有趣的是,在这篇专论文章中,王泉根几次用到的都是“巴渝(传统)文化”这个语词,显示他虽用了“巴渝文化”概念,在这里只是“巴渝传统文化”的一个代称,概念还没有硬化,或者说还只是描述性的,他的态度还有些游移。王泉根毕竟是一个有素养的学者,对一个根基不稳定的新概念,他表现得比较谨慎。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巴渝文化” 不适合本地域文化的最终概括,也不能概尽本地域多元文化要素,尚不足成为地域文化的共名。
从朱晴方到王泉根,“巴渝文化”完成了它走出象牙之塔的过程,其实还远未成形。但对于一件功利性巨大的事业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其实还有一个先知先觉者,早在6月8日,直辖市挂牌之前,王群生就在《重庆日报》发表文章,疾呼《为新重庆“地域文化”定位》,只不过,他主张的是“三峡文化”)。从那时以来,直辖八年到今天,在本市,“巴渝文化”学术研究团体和“巴渝文化”学者已然“遍地英雄下夕烟”;以“巴渝文化”为名目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本地十余家新闻媒体上,每天都不难找到“巴渝文化”字样。“巴渝文化”整天在重庆人民耳边吹,耳熟能详了,于是俨然成为重庆地区最显赫也最通用的词汇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