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许多著名藏书家纷纷将自己珍藏善本古籍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其中以周叔弢先生无偿捐赠的七百一十五种珍善古籍最具影响。
周叔(1891---1984),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叔,晚年自号翁。安徽建德(今东至)人,著名的实业家、藏书家。1914年迁至天津,1919年开始经营实业。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副主席等职。(图一)
周叔先生受家庭熏陶,十六岁开始购书藏书,开始是为了使用,后来转为藏书。1917年11月,二十七岁的周叔在天津廉价买到了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诗》, 欣喜之余将书斋命名为“拾寒堂”(后又改为“寒在堂”)以作纪念,这是他收藏宋版书的开始,以后续有所得,尤其是1931年后陆续收购海源阁流散善本五十余种,大大提高了藏书质量。他一生聚书近4万册,其中很多是宋元明精本,在北方和李盛铎(木斋)、傅增湘(沅叔)齐名,并与南方的陈清华并称“南陈北周”。
周叔先生收藏善本书继承了清乾嘉以来季沧苇(振宜)、黄荛圃(丕烈)等人的传统,重宋、元、明刻本和精抄精校本,三十岁就赢得了“宗风接荛圃,三郎沉醉在图书”的美誉。他对古籍深知笃好,加上博学广识,对古籍版本、内容等往往有精辟见解,多有超过前人之处,对抄稿本和前贤校跋手迹的判别年代、鉴定真伪,更具有真知灼见,为当代学者所推服,世人赞曰“周侯书眼炯如月”。每得一书,手自校勘,考辨是非,推求源本,以及递藏源流,并撰写题识,“手校群书,皆字画端谨,朱墨鲜妍,颇具义门风格"。周先生与徐乃昌、袁同礼、傅增湘等过从甚密,以鉴赏、借阅、赠书等为乐事,傅增湘先生回忆说“每当午窗晴旭,夜漏风清,吾两人展卷细读,相对忘言,宛如坐澹生堂中,有缥函朱榻,风过铿然之趣,逸情高致,固难为不知者道也。”
周先生对善本古籍的收藏悬格极高,选书严格,“其藏书不侈闳富之名,而特以精严自励”。他曾给刻本善本总结了五好的标准:版刻字体好,这好比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纸墨印刷好,好比后天营养好;题识好,如同此人富有才华,有学问;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装潢好,像一个人的衣冠整齐。周先生一直以此作为收书的标准,有的书即使卷帙完好,纸墨精良,如有俗笔涂污,钤以恶印,或割裂牌记之处,也宁舍不取。
出于对书的珍爱,周先生用印十分慎重。他早年用过一长方阳文的“曾在周叔处”的图章,后来在善本书上就只用一枚方形“周暹”两字白文小印,而且都盖在书的空白处。此印是童大年刻的,选用这方印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好,而是因为它小,如果后来的藏书人不喜欢,可以挖掉,不致损书过甚。他用印泥也十分审慎,唯恐把印钤在书上渗油或变色而损害书籍,几十年来,他在善本书上钤印用的是他二十几岁时在西泠印社买的印泥,经过半个多世纪试验,它不渗油也不变色。后来又买过多种高价印泥,因未经试验,始终不敢用在好书上。(图二)
周叔先生特别重视书籍的装潢。他评价说,清末南瞿北杨两家藏书最富,而就装潢而言,杨家远胜瞿家,善本书都制楠木匣保存,若原书有前代藏书家书匣的,则保存不动。他很欣赏海源阁藏的黄丕烈旧藏宋本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不仅保存了黄氏的原书匣,还包括宋代金粟山藏经纸做的封面,孙延题签,都依原样保存下来。周先生对藏书中原装精美的加意保护,如有破损或装潢不如意的就找良工来补缀、重装,然后用樟木夹板或楠木书匣装起,再平放摆进樟木或楠木书箱里保存。即使不是自己的藏书,他也尽力使其装潢得当,如胡昭衡曾请他鉴定并题跋自己旧藏的《王维集》,他写了题识,觉得好书没有书匣,有些美中不足,就代配了一个檀木书匣送还。他有一部瞿家旧藏的宋本《清波杂志》,此书由瞿家卖出后,曾经过某人的手,此人做了个非常粗劣的书匣,上面刻着俗手题的书名,后来在捐给北京图书馆时,他特地将这个书匣留下,请北京图书馆另配一个相称的书匣存放。
周叔先生爱书近乎痴迷,“设遇铭心绝品,孤行秘本,虽倾囊以偿,割庄以易而曾不之惜”。为购汤注陶诗,使两陶集合璧,不惜被书商赚去巨款。1942年在家用不足的情况下,忍痛割爱明版书一百多种,却又用一万元巨款买下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礼记》,并在购书册中写道:“卖书买书,其情可悯,幸《礼记》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计及也。”而他在收集善本书中付出的心血比付出的金钱要多得多。他几经周折,十六年努力搜集才将三十卷本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本《春秋经传集解》凑成全书。而明沈氏野竹斋刻本《诗外传》全本也花了十年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