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1872年3月12日)午后,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在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时,头晕的老毛病再次发作。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与之交恶多年的左宗棠在挽联中还是中肯地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而李鸿章则对恩师无尽怀念:“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争论不休的评价
《清史稿·曾国藩传》写道:“国藩为人威重?熏美须髯?熏目三角有棱……国藩事功本于学问?熏善以礼运。公诚之心?熏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熏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熏久无不验?熏世皆称之?熏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熏殆无以过?熏何其盛欤!”评价最高。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也可见曾国藩对中国近代的大人物的影响不同凡响。章太炎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此论说明对其主观的判断来自个人的取舍。近代革命党人对于曾国藩侍奉满清王朝十分不满,对于其镇压太平天国和对外妥协的事功,尤为痛斥,因此,乃有“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汉奸”的称呼。
但是,这位不读兵书的统帅,因其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功,竟成为近代中国军事改革的先驱,其治军方略成为蔡锷的革命军、蒋介石的国军,甚至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重要教材。蔡锷曾亲手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熏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的语录汇集起来?熏逐条加以评点?熏作为军事将领的教科书。而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并亲自从《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语录,参习不停。至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和曾国藩的治军有着直接的联系。且看1858年(咸丰八年)12月,曾国藩为训湘军所作之《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石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壤,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材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忠、信、笃、敬”的驭夷之道
在长期参与对外决策的过程中,曾国藩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外思想。首先,曾国藩认识到时代更替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对外关系必须顺应潮流的变化而变化。曾国藩以《周易》作为观察和对待时代变化的依据。他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他主张:“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就是说,在他看来,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完全可以放弃,而于国计民生的事项,不得讨价还价。这是曾国藩对外关系的原则主张。
其次,他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他从中国儒家古籍中有关做人的伦理中发掘出对外关系的原则,也是他自身人格力量对国家关系的映射。李鸿章深得恩师的真传,曾经说道:“与洋人交际,以吾师?穴曾国藩?雪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
曾国藩的守信,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守定和约;二是讲“恩信”或曰“威信”。
信者,诚也。李鸿章曾经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天津教案后,由他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如何处理外交时,曾国藩赠了他一个“诚字锦囊”。他觉得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并说,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诚信的要诀当然是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如果对方狡猾异常,就一定要谨慎行事。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的要求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以内,抑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曾国藩说:“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笑之间,亦须有真意。”
在晚清敌人环伺的对局中,所有的士大夫都面临对外“战”与“和”的问题。曾国藩也绕不过去。只是曾国藩对“战”“和”问题有自己一套看法和主张。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发战争,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