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中心中的最痛、良心永远不得安宁的一件事,就是把一个业务技术骨干打成了“右派”,并殃及后人。
晚年的父亲常常被这件错事折磨得坐卧不宁,夜里难以入眠,直至临终都难以瞑目——
那是在1957年,父亲担任一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起初是搞“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岂知,这是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引蛇出洞”。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抓“右派”运动。
当时抓“右派”,上级都按知识分子的人头给基层单位下达比例数。既然有比例就不是实事求是,那肯定有冤屈的,有倒霉的。凡完不成任务的单位一把手(党委书记)轻则摘乌纱,重则要戴“右派”帽的。
说实话,父亲所在的企业是个生产任务很重的单位,“鸣放整风”基本上就没有搞。因此想从言论和文字上抓出“右派”是根本不可能的,巧妇都难为无米之炊么。而上面又催逼得很紧。一个逾千人的大单位不可能没有一个“右派”吧?英明领袖早就有科学论断: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些天父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抓不出“右派”,不仅乌纱帽难保,而且还会被扣上包庇“右派”的帽子,以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段时间,父亲一回家就心事重重的样子,阴沉着脸不说话,只是独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无可奈何,父亲就从人事科调阅全厂所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档案。父亲要从档案里抓“右派”了。父亲的原则是:“现行言论”没有就查历史,历史没有问题就查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父亲查来查去,只有一人符合以上条件。此人就是单位的副总工程师李万钧。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是家庭出身资本家,舅父又在台湾空军任上校军官。父亲对他实在是下不了手啊。因为李副总是单位的技术权威。全厂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唯有他下手才能解决。
父亲单位“右派”名单迟迟报不上去,而上面一催再催……以至于下达最后通牒:当下抓“右派”就是大局,一切都得服从这个大局,今天18点以前报不上名单来,拿你这个党委书记是问。父亲看看表,已经是16点了。父亲的思想激烈斗争整整经历了两个小时,那是痛苦争斗的两小时,是天使与魔鬼的争斗,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斗,是个性与党性的争斗……
然而脆弱的人性被兽性所战胜,因为父亲想了很多很多,打成“右派”即开除党籍,开除厂籍,放逐农村劳动改造,家破人亡……
父亲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太可怕,太恐怖了——
父亲一咬牙,在18点整时,把李万钧推出去了。然后父亲对着苍天祈祷着:李副总实在对不住了。我也是实在无奈,被逼无路啊!
父亲是解脱了,李万钧的祸事却接踵而来。先是李万钧被戴上“右派”帽子,赶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接着是老婆离他而去。最倒霉的还是李万钧的独生女——李平。当年参加高考,分数远远超过北京大学录取线,只因父亲的“右派”问题受到株连,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老人家早就断言: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就像是皇上圣旨,谁敢违抗?谁敢录取反动派的女儿?
“文革”当中,李万钧这个摘帽“右派”又被拉出来当作死老虎遭到无以复加的批斗。等到1979年被平反昭雪后不久,李万钧已到了肝癌晚期。不多日就在剧烈的疼痛中离开了人世——
他女儿李平的日子过得更凄惨。李平中断升学之路后,只得到一家街道办的铁板厂上班。一个“右派”的女儿,在政治上株连的社会里,遭受到的只能是歧视、虐待、伤害。你再有才华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三五十人的街办小厂,说塌就塌了。李平的婚姻也很糟糕。李平的丈夫是个酗酒狂徒,喝完酒就要撒酒疯,打老婆,摔家具,李平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父女一双人才,就被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右派”帽子断送了。为此,父亲一直深受着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折磨——
临终前,父亲沉痛地说:“无论做什么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会心痛和不得安宁的……”
父亲的眼睛溢出泪水,久久都不能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