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学理论有许多不满之辞，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些不满也都有其道理。不过，从另一意义上讲，这些不满之辞同样是当下中国文论现状的反映，甚至就是其问题的延伸与复制。这也就是说，对于当下文论的批评与不满，并没有有效地赋予文学理论以一个更高层次的反思向度与提升空间，同时也正因此，这些对于当下文学理论的批评可以说是言不及质、甚至辞不达意。而它们误导人们离开真正的问题所在也不是不可能。实际上，当下中国文论所深度缺乏的其实是一种“元理论”意识与“元理论”层次上的反思。所谓“元理论”，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在本文看来，中国当下文论的问题有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其实不是别的，而是理论自身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品性的问题。这些正是“元理论”反思才能触及与解决、并重新建立其思考与表达的话语空间的问题。
一、“真理”向度的缺失
启用“真理”这个概念似乎有点夸张。在今天来说，如果不是把“真理”当成是神话或者童话的话，就会显得迂腐和“落后”。这种对于“真理”的过度警惕当然也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在其中：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的历史境遇在于，或者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在圣堂一般的语境中，否认文学理论需要独立的认知机制与求真向度——文学理论只需要平面地接受中外红色圣经的神圣光芒就可以了；或者在西方解构形而上学的流言蜚语中放弃了真正的理论追求，它要么忙于解说西方或中国古代的各种理论范型的相对性，要么忙于转述和“辩证综合”各种零碎的观念与观点。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们都已经习惯于与“真理”隔膜、隔绝的装聋作哑状态。事实上，对于“真理”、“本质”、“本体”的执着是一种对于思想和求知的执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还没有在这样的执着中建立起起码的理论型构和理论惯习，已经被“反本质主义”和“后学”话语解构得不成体统了。实际上谁都清楚，“真理”并不是理论的终点与目标，却可以赋予理论思维一种内在的紧张与张力。“真理”可以意味着某种具体的思维形态的完成，却不是认知、探求的终结，同样，不认同绝对真理、最后真理，不等于就可以放弃思维与认知的探求。因此至少，需要“真理”作为思想的主题，哪怕它仅只是寓言性的主题。
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已经丧失了认知与探求真实的起码的意志与信念。很多著作与文章一上来，就宣布不准备作结论、不准备下定义等等。这样的态度，如果不是表现了一种思想的无能，就是表现了一种对于“后学”的平庸的误读。实际上，后现代哲学所要求的主要并不是对于理性权能的批判、限定、贬斥，而是对于一种新的意义方式与理解方式的诉求，至少是通过前者来达到向后者的切换。当然，即如哈贝马斯那里也存在着这样的误读：哈贝马斯对于程式合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情境化理性(situating reason)等作了直义的理解与规定，因为他先就以直义的方式理解了后现代哲学与后现代主义，这时程式合理性与情境化理性只能是后现代幻象(视觉幻象?)。程式合理性与情境化理性在寓言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这就说明，任何后现代理论本身必须被理解作寓言——这意味着一种真正彻底后现代的意义方式、意义引线的搭建，而这才是理论展开并得到理解的现实语境。当第二个寓言本身被称作寓言的时候，其实那种寓言的纯粹的外在性已经被抛弃，一种穿越寓言丛林的全新的意义机制已经重新获得：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方向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把这个世界撕成碎片，并且以碎片自居。
当下中国文论“真理”向度缺失的主要表现一是“范式”论。在这一主要出于经验主义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将所有的充满了寻求真理的伟大意志和激动人心的思想智慧的理论构造相对化、“范式”化，或美其名曰“历史化”，这实在是一件过于容易的事情。这样的一种相对主义的思考方式，在一大堆的“范式”面前的茫然失措、无从抉择，那正是真理向度缺席、理论思维主体不在场的反映。这表明，主体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于世界的认知意愿。相对主义只是如卢卡奇所说的“理性主义和宗教的一种用怀疑和绝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衰败现象”，它对于问题的解决相当表面化：“相对主义者只是表面上把世界看成是运动的，这样一来，他们也只是表面上把绝对从他们的体系中清除了出去”。当这样一种相对主义作风与缺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理论传统及中国当代理论和思想领域的贫弱相结合时，最典型地体现了当代中国文论的智识缺席、文化失落与身份危机——这就是被人们用一个叫做“失语”的含糊概念所描述的那种情况。“范式”是真理寻索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范式”之所以有意义，正在于它的引领人们迫近真理的思想透视力与启人心智的思维智慧，而不是一上来就甘以“范式”自居的思想萎靡与拿来主义的思维懒汉作风。理论家需要以强大的、现实的理论思维成为“范式”的主体，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谁可以代替我们自己的思维，然而，如果我们自己不思维、放弃思维，就只能成为“范式”的思想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