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从商起家，沽官正名，所获的财富与修为最终集合于一座家园，那是家族传承的符号和栖息地。
关于历史的记忆，与其说是传统的留存，倒不如说是现世的选择性关照罢了。在重农轻商的过去，想必很少有人会以商贾之名为荣；但在今日，徽商之说却成了后辈们光耀祖先的称谓。然而，这种被书写出来的历史记忆，似乎也仅止于此了，在时下大举兴商的洪流里，又有何处不言商呢？以地方族群为核心，凝聚而成的商贾文化，被无孔不入的商业规范渐渐稀释消融，难辨其精神，但留下些许显富之作，以供后人再作商品开发。卢村木雕楼，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徽商们的隐喻
在旅游开发圈定的徽派文化圈内，木雕楼算不上其代表作。比较起距离不过千米的宏村，木雕楼显得默默无闻。向我推荐木雕楼的房东是个本地人，喜好钻研地方文化和风物。用他的说法：看过木雕楼后，徽州其他的木雕家饰都可以省了。
卢村不大，要找木雕楼亦并非难事。由于有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溯河而上隔三差五就会有一座简易小桥把村子连成一体，不少农闲的男人们就坐在桥头路口聊天抽烟晒太阳，在桥下则满是洗菜洗衣的女人和成群结队的鸭子。闲适地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村庄依旧是他们的村庄。高堂阔院的老宅子，在村子里并不鲜见，沿河走不多远就能看见坐落在河边的卢家老宅。卢村的兴起，或许就是得益于这户人家吧。
卢家老宅现在仍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志诚堂、思齐堂、思成堂、玻璃厅等宅院，均为卢氏三十三世祖卢帮燮（1801－1866）于清道光年间（1821－1866）所建。卢帮燮早年经商，后承袭祖制，在京当上奉政大夫和朝议大夫；可谓官商一身富甲一方，后人称之为“卢百万”。 卢帮燮在朝为官，曾多次回家省亲，娶过五房妻妾。这一气宇恢弘、精妙绝伦的建筑群，就是卢百万发迹之后倾其家财所建的家宅。卢百万起承转合的一生，恰是说明了徽商生存的典型轨迹：从商起家，沽官正名，所获的财富与修为最终集合于一座家园，那是家族传承的符号和栖息地。经商多是生存手段，大量财富在再分配时离开了生产或流通领域，而以其他方式在徽州沉淀下来。面对这些规模庞大的徽派民居，让人得不得为这一祈求万世传承的强大精神所折服。
木雕楼是志诚堂的俗称。想来，先人给这座宅子命名的时候，定然下了一番苦功夫，希望此后子子孙孙能够志坚诚信。但现在，志诚堂的俗称远比其本名更广为人知，徽商的隐喻由此被后人们最直白地描述替代了。
贾而好儒的人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或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形成的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直到明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形成商帮集团。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原因并不复杂：当地地理条件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做游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此外，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由此而生成强化凝聚力的宗族精神，以及渴望回归文化主流的心理需求。徽州虽不适合发家立业，却也是个安居乐业之所。
宋元以后，徽州逐渐发展为既是“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地，又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徽州人“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贞《增程君五十寿序》）。他们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双重功能，将二者结合而集于一身，以致出现了“新都（徽州的古郡名称）三贾一儒”（明歙人汪道昆《太函集》）的兴盛景况。
在明清时，徽商之鼎盛，称得上“富可敌国”。清代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八十五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的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