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他住武汉时,改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经农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美国留学生,学教育的,当时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齐鲁大学校长,校址在济南。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这件事是蒋介石与我之间的第一次交涉。
后来,终于在南京与蒋介石见了面,这是一九三二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见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之后去英国留学,学化学,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事。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担任南京市市长。石瑛对我讲,蒋委员长想见你,请你去武汉,你没有去,这次你既然来南京,不可以不见,我陪你去见他。石瑛安排好以后,用汽车接我同去见蒋介石。地点是南京蒋介石官邸。见面的房间很讲究,桌椅、沙发、地毯、装饰品都很考究。蒋介石没有怎么同我谈乡村建设。那时,津浦铁路沿线正闹水灾,他问了一些水灾的情况。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怎么说他虚伪呢?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得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告辞了。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南京迁到了武汉。蒋介石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一天早晨,我去见蒋,我对他讲,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为了保存实力,没有怎么打,就撤出了山东省。我说完以后,蒋介石没有多说话,只是说,这事我知道。这一天蒋介石没有戴假牙,一副疲劳的样子,面容很难看。
南京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以后,我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公开场合,同蒋介石见过多次面。我和少数人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清楚的,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祯,可能还有别人,一同去见蒋介石。王卓然、王家祯二位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系统的。那次去找蒋介石有什么事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卓然、王家祯两人谈到重庆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像投机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谈到这类事与政府官员都有关系。蒋介石很生气,表示很不愿意听,对他们两位辞色之间很不好,说了你们很让我失望这样一些话。我见气氛很紧张,就站起来,对王卓然,王家祯说,我们来得久了,委员长很累了,我们告辞吧!第二天,王云五碰到我,对我说,幸亏昨天你一句话解围了,要不委员长还要骂下去。
驻重庆时期,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在我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与我从香港办报回重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蒋介石看我是一个中间派,不是国民党,也不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跟我套近乎,拉拢我,见面称我“漱溟兄”。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民盟秘密组成后,我去香港办《光明报》,把民盟成立的事公开出来。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变了,不称我“漱溟兄”,改称“梁先生”。从我同蒋介石的接触中,我觉得蒋介石神气、态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我这里谈一件别人的经历。陈铭枢与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时,一个夏天的晚上,夜相当深了,蒋介石派人派车把陈铭枢接去,在院子里乘凉谈话。蒋介石对陈铭枢说:“我们很好,我们结盟。”所谓结盟就是拜把兄弟。陈铭枢当下没有接受,他对蒋介石说:“惶恐得很,我只可做委员长的部下、学生,怎么可以这样高攀。”蒋介石类似这种拉拢人的手腕很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代表有邵力子、张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当时的交涉,我都参加了。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两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精通中文,与中国关系很深,中国朋友很多,是一个中国通,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从美国回来,在上海与周恩来长谈,谈得很好。正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马歇尔打电报给美国政府请求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由司徒雷登协助他搞两党和谈。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的请求撤回对魏德迈的任命,委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帮助马歇尔。这以后,美国方面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接触,都是由马歇尔、司徒雷登两个人出面,给周恩来的电报两个人签名,去庐山找蒋介石也是两人同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