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文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提出了多方博弈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城市交通规划和交通行为的选择上,在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应当高度重视给予合作博弈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城市交通运输方面,通过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政策使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集体行动应当趋向公共交通,提高城市交通的整体效率。
关键词:合作博弈;城市交通;集体理性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9)01-0100-05
城市交通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然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如何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堵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出行主体众多,因此,建立出行主体间的长期合作博弈和基于合作博弈基础上的集体理性,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高城市交通效率的重要举措。
一、囚徒困境、合作博弈与集体理性
社会经济生活中博弈关系无处不在。博弈论思想早就存在,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正式发展成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初。1928年冯·诺伊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诞生。1944年,冯·诺伊曼、摩根斯顿共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理论系统地应用到经济领域。著名学者纳什则在1950年和1951年的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和《非合作博弈》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
在博弈论中,含有占优战略均衡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博弈模型。该模型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警察与小偷的故事。假设有两个小偷A和B联合犯事、私人民宅被警察抓住。警方将两人分别置于不同的两个房间内进行审讯。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警方给出的政策是;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坦白了罪行,交出了赃物,于是证据确凿,两人都被判有罪。如果另一个犯罪嫌疑人也作了坦白,则两人各被判刑8年;如果另一个犯罪嫌疑人没有坦白而是抵赖,则以妨碍公务罪(因已有证据表明其有罪)再加刑2年,而坦白者有功被减刑8年,立即释放。如果两人都抵赖,则警方因证据不足不能判两人的偷窃罪,但可以私人民宅的罪名将两人各判入狱1年。表1给出了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8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称非合作均衡。局中人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其他对手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局中人的最佳策略组合构成。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囚徒的两难选择”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非合作博弈的思想和理论对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与此结论正好相反。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即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信息不完备等条件的约束,人的行为或者相关选择在很多时候可能都是非理性的。
非理性的情况有两种:个人非理性和集体非理性。由于条件的约束(如信息等),个人的选择表面上看是理性的,而实际上是非理性的,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集体非理性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它基于个人的理性选择,即个人选择是理性的;而个人选择的集合却是非理性的,其结果就是每个人的最终结果是非理性的。
囚徒困境的一个启示是,非合作博弈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这是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非合作博弈中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结果既导致个人的非理性,也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合作博弈所产生的集体理性缺失往往造成效率低下。与非合作博弈相反的是合作博弈,亦称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各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其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集体理性,是效率、公平和公正。
二、城市交通中的合作博弈与集体理性
交通运输是基础产业,是支撑社会和经济运行的基本载体。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交通运输发展与相关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交通运输发展政策与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也存在明显的博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