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玉兰花
刘小云
一
尽管每位亲人都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三姐的去世还是让大家感到突如其来,难以置信。父母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不过都是匆匆走一遭,然后会陆续随父母到另一片天地。三姐是第一个靠近父母的,第一个重新感受父母怀抱之温暖的。如此想来,三姐也是幸福的。
三姐名曰刘季云,顾其名便知她排行老三。她出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父亲已投身抗日前线,她在母亲的襁褓之中躲避敌人的扫荡与轰炸。这是我们家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是有着随时面对死亡威胁的惊心动魄的日子。但是,她始终接受着母亲最深切的呵护,她是安然无恙的。她和两个姐姐一样,到了7岁,就开始上学读书,这在封闭的太行山上是十分罕见的。女孩子读书本来就少有,而自幼就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那实在为邻家孩子所望尘莫及。母亲送她到邻县的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后来她的妹妹、我的四姐也步其后尘而入同一所学校。解放后,她和四姐同时入省级机关干部子弟小学,而后升入太原六中。太原九中成立时,她所在的班级被划归九中。高中时考入全省最好的中学太原五中,大学则在山西医学院就读。三姐一路高歌,都是以高分挺进,一直是老师心目中的高才生。
三姐是我们姐妹中最漂亮,也最能歌善舞的一个。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有食堂,三姐常带着同学们借了食堂的盘子,顶在头上跳舞,跳采茶舞、新疆舞、朝鲜舞。我也跟在后面瞎扭扭,还学会了动脖子。院里的孩子们那个羡慕啊,谁家的姐妹能有这样的舞姿?三姐在中学也是文艺积极分子,父亲早早给她买了小提琴,她也就学会了作词作曲。文革前,年年国庆节过五一广场检阅台时,三姐是五中的孔雀头,四姐是山大附中跳藤圈的。父亲在检阅台上,总是情不自禁地翘首张望他的两个宝贝女儿。父亲80年代中期去世后,三姐思念双亲,作了一首歌词《寻找童年的梦》,山西大学艺术系的一位教师为其配曲,少年宫的孩子们童声合唱,优美动听,轻松愉快,大有《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
1956年,是我们这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光。在北京工作的大姐带着新婚的姐夫回家。大姐和大哥(我们姐妹没有哥哥,父母让我们依次将姐夫称为哥哥,这样要亲切多了)身穿军装,格外英武。我们的弟弟在头年出生,成为我们家、乃至整个机关最轰动的大事,六女一男雁成行的阵势届已形成。经过战争洗礼的父母终于得到了安宁,喜笑颜开地到照相馆拍了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照。照片上的三姐正值二八年华,清纯高雅,有大家闺秀般的气质,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和挺直的鼻梁是她面部最为动人的部分,活脱脱承传了父母的优点。
1960年,父亲在政治上蒙难,被贬至一座小城任副市长。三姐考到省城的山西医学院的第二年,中央给父亲甄别,省委任命父亲出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父亲正在山大医院住院,母亲带了弟弟和大姐的儿子从小城回省城看望父亲,得到父亲重新被任用的通知,心中安然。父亲特作一首诗:“我有七个好儿郎,六女一男雁成行。一二三是大学生,小的还没上学堂……”令父母高兴的还有另一桩事,三姐在大学里谈起了恋爱,小伙子英俊且学习好。父母双双考察了我未来的三姐夫,然后,回到小城准备举家迁回省城。他们是要等我考完初中后,择日搬家。然而,就在那短短的几天里,我们家发生了天塌地陷的灾难,母亲刹那间身患暴病溘然去世。那是1962年7月29日,黑暗至极的日子。那时,三姐正准备到三姐夫的家去拜见公婆,在山大附中上高中的四姐也准备到北京去度假。是母亲去世的电报让她们风雨不顾,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对她俩呆呆地立在家门前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俩人的双腿湿漉漉的,显然是从庄稼地里踏着朝露穿行回来的。当我告诉她们母亲不在了时,俩人的提包同时重重地落在了地上。父亲用宽大的臂膀紧紧地拥住了她俩,失声哭着说:“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 ”
自从母亲去世后,三姐一下子就长大了。大姐、二姐均已成家生子,她就成了老大。每遇周末,她一定要回家,一大家子的衣物都要洗净熨展,还要辅导我和弟弟妹妹的学习。谁要是有心事也都要向三姐倾诉。医学院三姐寝室里的每位姐姐都给予我们热切的关爱,当然,尚未结婚的三姐夫在身后也常尾随着我们。
三姐本是文革那年大学毕业的,但是,还没来得及分配就被文革中断了。翌年初,我们居住过的小城连连来电报,要求我们为母亲迁坟,原因是那块土地上要修一条水渠。真正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反正,各级领导干部均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父亲是不能亲自去处理的,便委托三姐带着我去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父亲有几点嘱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惊动市委的领导,他们都已自顾不暇。就是说,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办这件事情。我俩下火车后,直奔市委,找到住处后,就到母亲的墓地。因为是临时寄葬,母亲的棺柩外砌了一圈砖,如果移坟是很容易打开的。但是往哪里迁,我们找不到地方。只好在附近的一座叫作东庄的村子里找人打探。很意外,我们询问的对象恰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而此人又是北京知青,出身与我们大体相似,母亲在生他不久就牺牲在战场上,因此,他与我们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建议我们将母亲用土法火化,骨灰可以带到身边。我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主意,不知所措,总觉得自己来烧自己的生身母亲,有些残忍。而三姐却立即赞同这个知青的建议,说,这是最好不过的办法,能够完全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说干就干,知青哥拉了一辆平车,放上了镐头和一个水槽,我花了7元钱,买了柴油。就这样,三个革命者的后代,迎着二月的寒风,将母亲的遗骨一块块捡到水槽里,浇上柴油点燃了烈火。最后,将骨灰一点未洒地包在了我的头巾里。完成这一切后,我们找到了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这几年,都是他代表我们子女给母亲上坟的。他带着心中的悲伤,默默地为母亲做了一个盒子。母亲在这个盒子里躺了23年后,与父亲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