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黎烈文的有意安排，徐懋庸得以与鲁迅相见，且彼此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作家凭作品说话，徐懋庸的杂文及其译作，无疑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极大关注。1934年春，“左联”委派时任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负责找其谈话，并介绍徐懋庸加入了“左联”。因为鲁迅是“左联”的委员长，这自令徐懋庸激奋不已。不久，徐懋庸又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翌年春，由于“左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被捕，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担任左联书记，年仅23岁。职务的关系，令徐懋庸常有机会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鲁迅则依然关爱着这位勤奋笔耕、可爱至极的青年小伙。鲁迅曾经直言不讳：“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1935年3月，当徐懋庸将《打杂集》约请鲁迅作序时，鲁迅欣然提笔：称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我所以极为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鲁迅很少给上海的青年作家作序，徐懋庸有此殊荣，自是幸甚。
三
1935年11月，党组织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写信和派人通知“左联”，提出文艺战线需要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团体，建议“左联”解散。鲁迅是“左联”旗手，解散“左联”要向鲁迅汇报，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周扬与鲁迅又有些不愉快，就派徐懋庸去找鲁迅。
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一个是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是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徐懋庸则属“国防文学”派。“两个口号”之争，似乎夹杂着太多的复杂成分，故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其时徐懋庸先后3次去找鲁迅，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最后一次去见鲁迅时，鲁迅脸色不好看。不用说，其中的疙瘩是鲁迅以为徐懋庸是周扬的人，而徐懋庸的苦衷是，“周扬是党的负责人，应该相信周扬”。
为了澄清一些问题，凭借着鲁迅对自己的爱护和信任，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责怪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认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鲁迅把徐懋庸的来信看成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挑衅，认为他代表的是某一群即周扬一伙反对他。其时，鲁迅已抱病在床，但仍然花了4天时间，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重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作了阐述，公开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杂志上，这样就令两者矛盾公开化了。其时，徐懋庸正在上虞老家，当他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后，痛哭了一场。尽管如此，徐懋庸“还存着希望，且有信心”，他认为“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依然不变。
徐懋庸与鲁迅争论那年才26岁，早已蜚声文坛，年轻自得。更兼其质朴天真，总是针针见血，故而祸及自身。鲁迅言辞自然也有过激之处，但激怒鲁迅的，多半因为是徐懋庸，这是不争的事实。更难以预料的是，两个月后，鲁迅竟与世长辞。惊闻噩耗，徐懋庸如遭晴天霹雳，他说：“这在我心头撒下了一种成分十分复杂的痛苦”，悲痛“是异于一般人的，是无法表达的”。其坦诚其痛苦撼人心魄。设身处地而想，当可理解。很快，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横亘在了他面前：他该不该去参加追悼会？如若去了，恐会受到群众的冲击和羞辱，因为有人误以为鲁迅多半是被他气死的；如若不去，岂不真给人受之以柄，认为这位小同乡如此绝情！前思后想，一番激烈的斗争后，他毅然提笔，写下了十六个字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由于受到鲁迅的公开指斥以及一些同仁的冷淡和不信任，徐懋庸一下子显得非常孤独。面对这样的困境，他决定告别上海前往延安。来到延安不久，他受到特别的礼遇。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徐懋庸、萧军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界名人，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单独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约见了徐懋庸，听取了他关于“左联”解散过程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毛泽东的谈话，似春风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于心的疑虑，消弭了他沉积于胸的块垒，徐懋庸感觉“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毛泽东还询问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况，并亲自指定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徐懋庸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徐懋庸挑选了入党介绍人。
同年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大会后进行聚餐，徐懋庸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亲切地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当得悉其已经结婚并有了儿女后，毛泽东接着说：“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并嘱咐滕参谋长想办法办理这件事。不久，其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来到了延安。也就在这一月，徐懋庸经艾思奇和张庚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那些年里，徐懋庸深切地感受到环境的宽松，学术的自由，他先后编写了《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社会科学概论》，负责主编《华北文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理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