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两宋之际的辞赋发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变化。靖康之难的时局促使北宋后期辞赋中弥漫的衰飒之气向深沉、悲怆的方向发展;北宋后期以来士风的萎靡和南宋初期党争的白热化以及权臣擅权等因素促成了颂美辞赋不合时宜地畸形繁荣;文化格局的调整促成了南宋山川风物赋的兴起;北宋后期以来的文化专制政策在南宋初期得到变本加厉的实行,其结果是辞赋中的爱国热情无法充分伸张,而是和忧患意识纠缠在一起,表现得压抑而凝重;北宋后期,文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分裂,济世救民的入世追求和遁世无闷的人生旨趣渐行渐远,南宋辞赋更热衷于表达对安闲生活的向往,由于学力的鄙陋,南宋初期辞赋抒情说理的风格由理趣深邃转向张扬外露、直白肤浅,进一步促进了北宋末期以来辞赋创作水平的下滑态势。
从帝王世系、基本国策、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以及政治、学术的发展等方面来看,南宋政权与北宋并无多大变化,其政治格局、学术文化基本是对北宋后期的延续。具体到辞赋创作,南宋绍兴年间的辞赋也是对北宋后期辞赋的传承发展。不过,南宋政权偏安一隅,风雨飘摇,前朝的雍容气象荡然无存,时局的巨变使得当时的学术和士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影响到辞赋创作对北宋后期辞赋风尚的传承以及自身的递变。
两宋之际学术、士风的演变促成了辞赋创作的转变,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南宋初期辞赋留存于世者近300篇,其表现出的对北宋后期的传承、递变轨迹相当明显,我们打算从六个方面讨论之。
一 辞赋中悲凉之气的递变与深化
北宋后期由于党争的进一步意气化,文人的参政热情消退,身履薄冰、畏惧祸端的心理弥漫士林,悲凉之气也因此逐渐浸淫于文学作品中,慨叹人生、反思命运成了文坛的主调。南宋初期的文人大多经历过国破家亡、流离播迁之苦。靖康之难后,北方文人纷纷南逃,这些人是南宋初期赋坛的主力。徽宗朝,以“丰亨豫大”为口号,人为地营造盛世的氛围,借以打压异论,排斥异党,其结果,是歌功颂德辞赋大行其道的同时,表现深沉的人生苦难和人生漂泊的辞赋勃然而兴。南宋初期文人的政治环境和北宋后期文人相比不仅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更加恶劣。面对国家民族的危局,大臣们本应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但那只是我们读史者的一种奢望,两宋之交的为人臣者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党论四起、攻讦不已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内心的悲凉更为深重。南渡以后,生活环境也随之恶化,当时“天下州郡没于胡虏,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惟浙、闽、广、江南,……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这样的遭际对于文人们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南宋初期赋家承袭了以往文人忧惧宦海沉浮的心理态势,加之他们大多有过身似飘萍的背井离乡体验,因而,当时的辞赋继承了北宋后期辞赋惯常表现的对人生的悲凉之感,而且程度更深。
北宋时期,较早用赋的形式慨叹身世的是宋祁的《卧庐悲秋赋》、《穷愁赋》、《悯独赋》,宋祁未登第时生活极其困顿,所以在富贵以后就一再在创作中追忆早年的生活,流露出伤悯和自怜的种种情绪。可能和时代的悲凉氛围有关,北宋后期,慨叹个人身世的赋作逐渐多了起来,像谢逸的《感白发赋》、晁补之的《述志赋》、张耒的《问双棠赋》、程俱的《怀居赋》等等,多以一种感伤的情怀来回忆早年的生活,而且多对仕途的偃蹇颇感无奈。晁公遡的《悯独赋》命意颇类宋祁的《悯独赋》而更多切肤之痛。靖康元年(1126)年仅十岁的公遡和兄公武等家人随父晁冲之逃离汴京,流落在江浙一代,翌年,父亲病死宁陵,此赋就是以这一流亡过程为线索行文的。赋作追述靖康难中一家人的逃亡生活道:“豹优优而晌关兮,宇将颠而藩陟。心旺旺而横骛兮,撰余辔于雎之阳。朝发轫而南迈兮,惨去故而尽伤。睨帝阍以增遐兮,日沉翳其无光。岑石摧下其重蜾兮,豺狼踌夫中路。夕惴傈而不寐兮,昼徙倚而环顾。察九土之洪旷兮,予何为此窘步?”夷狄叩关,举家播迁,以天地之寥廓,却难以容身,作者的感慨道出了当时流亡者普遍的心理。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浩叹:“昊苍何其不仁兮,而畀予以弱质。衷坎毒而岂忘兮,惧鞭冢其难必。”这篇赋以一个少年的眼光和感触,细致地描写了那个乱世给普通人带来的苦难,是当时少见的啼血号天的佳作。此外,李处权的《梦归赋》描写梦归洛阳的情景,通过魂牵梦绕的追忆,把国破家亡的哀痛表现得极其深沉、沉重。
北宋后期辞赋中有许多表现宦海风波、忧惧仕途浮沉的作品。晁补之的《梦觌赋》、《坐愁赋》、唐庚的《省愆赋》努力排遣对政治斗争的忧惧;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通过齐物达观的思想来化解贬谪的悲苦,蔡确《送将归赋》则详尽铺陈贬谪的悲凉失落心态,谢逸的《吊槁杉赋》则表现世道的险恶,人心的叵测。而南宋初期,文人对政治上的失意和贬谪岭表却能够泰然处之,经过元祜以来你死我活的党争和蔡京、秦桧等权臣的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文人们对政治把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在官言官,在江湖则言江湖,能够马上适应自己在官场中扮演的角色,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处境,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以平静得近乎麻木的心态来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李纲的《三黜赋》、张九成的《谪居赋》就很好地诠释了文人心态的这种变化。张九成的赋虽然把贬谪的心境写得很绝望,把谪居的地方写得很可怕,把谪居的生活写得很孤独,但是,他对这种种的不快并没有完全在意,赋中写到:“夏葛冬裘兮何用美,饥食渴饮兮无求备,神明昌兮穷不讳,道义重兮物偕逝,悠哉游哉,聊以卒岁。”这并不是故作旷达,而是作者心理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时文人贬谪心态的真实表现。胡寅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谪居新州时著《鲁语详说》,序言这样写到:“投畀炎壤,结庐地偏,尘事辽绝,门挹山秀,窗涵水姿,檐竹庭梧,时动凉吹。朝夕饭一盂,蔬一盘,澹然太虚,不知浮云之莽渺小也”,把贬谪生活描写得极有诗意,可以作为张九成赋的很好注脚。这种心态固然与对江南的开发有关,谪居地不再如以前那般荒蛮不开化,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谪居心态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