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全名为铃木传三郎,原日本水户高校毕业,任骏河台昌平学校的教授。1939年,他被“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委以“事务嘱托”之职,来中国后又出任伪山西省政府的顾问。可以说,他是一位在日军里担任高级军职、在伪政权中掌握实际行政高权的日本人。那么,他又为何成了中共抗日军队的朋友,居然在延安八路军总部成为座上宾呢?芽这一切,诚然曲折跌宕,需细细道来。
从派往中国的视察员到出任伪山西省政府顾问,他曾为中华大地之广袤、物藏之丰盛而怦然心动;但他也曾竭力办教育,果断抵制“日语作中国国语”的军部训令
1938年9月,33岁的铃木传三郎被日本国派往朝鲜和中国视察所谓日侨子弟教育现状。他在朝鲜经釜山、汉城,小作停留,便很快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他一路先去奉天(沈阳),后到齐齐哈尔、佳木斯、长春、哈尔滨,又折回辽宁。不久,又经山海关进入华北,先去天津,后到北平,而后又折回天津,渡渤海到达大连,乘船出黄海回到日本。
铃木传三郎曾自述:“从此,我沉醉于这块大陆?选”因为他访问生活在沈阳的日人中学校长寺田喜治郎时,发现这个校长室的面积足足有他任职的日本东京昌平学校校长办公室的10倍?选他从校长室看到中国疆域之辽阔,感受到“大陆之气派”,不禁为中日两国国土不啻天地的差别而怦然心动,以致后来人虽回水岛去了,心却丢在了中国。
翌年,铃木受日本军部之命折回中国,赴华北山西就任“顾问”之职。历劳顿之苦一个月后到达太原,在西缉虎营5号伪省府大院走马上任。
铃木传三郎不负日本军部交给他在山西建立日化教育之重任,不久便弄清了中国的时局。他曾这样写道:中国目下一国政府分为两方,一方是和日军亲善合作的,另一方则反对日军进入。凡日军被击溃的地方,曾亲日的一方马上陷入悲惨的境地,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泰国、越南,甚至中近东、欧洲也是如此。①他还知道,华北日军势如破竹地攻克河南省府开封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郑州。此时中国军队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在宽绰的河床谷川里奔流,使日军在长时间里无法向前推进。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说,北方来洪流,哪里去找南方的船帆?的确,日军曾惧怕中国的洪水,但更怕浩荡而起的人民洪流组成反日的千军万马。因而,中国虽大虽好,仅靠东洋人吞不下嚼不碎,亟需使华人亲日化,这就需要日本的“教书先生”来中国办教育,尽快实施它罪恶的靖夷他邦之政策。
于是,铃木冒着硝烟炮火,在满目狼藉的三晋大地行使着他特殊的使命。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阎锡山溃逃陕西宜川,日军顷刻占领了山西大部。日军派军用飞机先把铃木接送于晋南的运城和临汾。他在临汾召见了占领军的参谋长,要日军拨出房屋恢复原有的山西省立师范学校。在深夜与参谋长品酒叙事中,铃木劝说道:“全省的教堂成了兵营,这怎么能行?老百姓文盲如此之多,连我军飞机撒下的传单也看不懂。要使人家明白皇军的道理,就要普及小学教育;要大办小学,没有教员不行,恢复省立师范学校是急需办理的事务!否则,有文化的青年和教员都跑到八路军那里去了,你们白天用大炮把八路轰跑,一到黑夜,八路的宣传员又偷偷过来,把人都争取走了,这算获得什么战果!”没料到,这位起初硬说“打仗顾不上办学”的参谋长,第二天便准许了把日军某部宿舍腾出,交给省府办学。此后,太原、运城、代县、潞安等四地的师范学校,也均是由军营变校舍,迅速恢复起来。
在恢复运城师范学校时,铃木到现场选择了一处最大,同时损坏程度很小的校舍,让日军搬往它处。回太原的时候,双螺旋桨的飞机出了故障,响声异常,越飞越低,甚至可以看到老乡打谷扬场的情景了。日军少佐将随身带的文件和军事地图取出烧了。铃木也觉得完了,掉在山圪里恐怕没人来拯救了。直到飞机歪斜着在太原上空绕了三圈,“咚”一声降落机坪,他悬着的心才放松下来。
1942年,铃木以日方身份陪同北京伪政府代表团一行经代县赴五台山,在繁峙曾险遭八路军埋伏,但他因急于办理代县师范恢复事宜,还是不顾随同的伪省府许多要员“打道回府”的劝说,硬是让大家继续前进。
1943年,山西日军司令部换来了一个由关东军派遣的少将,其作风以凶狠而著称。他竟当面训示铃木:“让山西在华北带个头,在学校里把日语作为国语!”铃木虽有军事之职,但为空衔,面对蛮横的日军将官,如若他明言反对,则有可能弄僵被遣返回国,如若顺从应充,又明知无法兑现。所以,他灵机一动,回应道:“将军阁下,日语不能作为中国国语,而可以作为学校第一外语!”而后,他解释说:“大部分中国人,学日语不仅像我们日本人学英语一样很吃力,而且由于对日军的占领很反感,硬要把日语变成他们的国语,岂不大大伤害人家的自尊心?效果令人担忧!”那位少将听此也凶狠不起来了,只好顺口说:“那就当作第一外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