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黑夜,做一个温暖的人
我在黑夜里突然醒来,走到窗子前面,寻找月光和星光。
但是我看不见它们,它们都躲到城市的背面去了。有一个窗子亮着暖黄色的光,和刚升起的月亮一个颜色。有几个窗子亮着青白色的光,就算是星星吧。城市里圆形的东西不多,发光的东西也不多,能看见长方形的月,长方形的星,也很难得。我想起一位欧洲作家在小说里写过:我觉得我是在时间的黑夜里诞生的。实际上我更愿意想起另一位欧洲作家,他在一首散文诗里说:这样的夜晚,战栗、喜悦和激情都没有睡去。
但是我面朝黑夜,没有感到一点儿战栗。我也没有喜悦和激情。
前面想到的第一位作家是米歇尔·图尼埃。他的那句话就在小说《桤木王》的第一页上,那部让我特别喜欢的小说,获得了1970年的龚古尔奖。第二位是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时他69岁,远远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人口的平均年龄。
1961年我六岁,才比他小了六十多岁。那时候我在挨饿。那时候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开始面对连续几年的大饥荒,正在想办法控制局势。有个县的官员打给上面的报告说,我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水深火热,是中国人习惯使用的一句成语,除了这一次用在1949年开始执政的新政权上,其余都用在1949年以前的旧政权,描述中国百姓的生存,好比在很深的水下、很热的火里,不能呼吸,受着煎熬。
安德里奇的童年也不幸福,也在水深火热之中度过。他两岁的时候死了父亲,那个贫穷的手工艺匠人,没有留下财产就死了。母亲做工挣一些钱,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他读中学时,买不起像样的衣服和鞋帽,连上学的书也买不起,只能借别人使用过的旧书。还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形,后来,写在他的小说《书》和《孩子》里面,感动了很多人。
贫苦出身的人往往敏感,对艰难,对寒酸,对冷漠,对屈辱,往往比别人敏感得多。这种反应如果保持在正常状态,可能成为作家;如果再过激,可以发展为革命者(我们偶尔感到遗憾,成为作家的人少,成为革命者的人多)。安德里奇在成为作家之前,也曾走了一段弯路,先做了一位革命青年。
他出生的时间是1892年。在他生下来几年前,统治了那个地区四百多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结束了,接着又变成了奥匈帝国的领地。十多年后,奥匈帝国直接占领了那个地区。从几篇介绍安德里奇经历的文章来看,他先后学习哲学和历史,读过几所大学,其中的一所是维也纳大学,地址应该在奥匈帝国的中心。他大概也学习了法学,所以毕业后当了律师。
大约是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反对奥匈帝国的地下组织“青年波斯尼亚”,成为那里的革命家。据说那个被尊奉为爱国主义的民族解放团体,带有强烈的激进民族主义色彩,要接受特殊训练,会从事暗杀活动。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914年夏天,安德里奇的好友、“青年波斯尼亚”成员普林西普刺杀了帝国的皇储菲迪南大公,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东线西线南线摆开了战场,一千多万人死亡,两千多万人受伤。
一战期间的安德里奇,因为在“青年波斯尼亚”的骨干作用被关进了监狱,几年后放出来,战争结束了。没有受伤没有死亡,已经是他的幸运。更加幸运的是,他在监狱里完成了从革命者到文学家的自我转变,像在黑暗地下蠕动的蛹,羽化为明亮天空飘舞的蝶。
说来也有趣,有一次,我居然在,介绍世界名人长寿传奇的一组文章里,读到安德里奇在奥匈帝国监狱里的生活。他们的监狱,更像是一所学校,在里面可以读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等著名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安德里奇,他有大量的时间读书,将感情倾注于作品中,排解心灵的郁闷。这既打发了寂寞难耐的时间,而且有利于身体健康。他可以安静地读书、思考,然后不受干扰地开始他最早的文学创作。这让我想起中国的陈独秀,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但被他的革命战友抛弃了,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他把监狱变成书房,舒舒服服地写作,写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并且相当高产。
陈独秀的那段狱中生活,是在1930年代;安德里奇比他早一些,在1910年代。同样是政治犯,入狱之前,陈独秀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安德里奇是刚刚出道的小律师。如果将这两处监狱比较一下,还是奥匈帝国的监狱比中华民国的略好一些。把一个监狱办得这样优越的社会,会让被囚禁其中的人,有了时间反省之后,想到自己革命的意义何在:假如自己夺得了政权,会不会把监狱办得像外面的社会一样自由,或者,会不会把外面的社会办得像监狱一样专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安德里奇获释出狱,出版了他在狱中创作的两本哲理性散文诗集《越过浮桥》、《动乱》。其中很多作品的主题是关于人生变幻无常的思索,关于个人与民众命运的忧虑。前面提到与黑夜有关的散文诗,题目叫《多瑙河上》,全诗很短,很洁净,很开阔,也很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