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最后一天,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获得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犹如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拿了第一名,阎真难掩内心的欢喜和激动。
阎真喜欢文学,也沉醉在游弋于城市人文话语的快意人生。虽然一身的书生气质,与这个社会的世故有些距离,但这并不妨碍他用理性的眼睛去观察,用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去再现社会的脉动。
在阎真的《这是我的宿命》一文里,有这样的话语,“如果我对创作有什么梦想,那就是,在一个自己已经不存在的世界中,还有人在读自己的书。这是痴心妄想,但也是最大的生命诱惑,一个比千万富翁的梦想更大的梦想。”
可以想见,这个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的人,内心充盈着一个简单却异常认真的文学梦想。
文学缘份
阎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至深,知书达礼,生性谨小慎微,为此小时候淘气的阎真没少挨骂。一次,阎真在单位的池塘里钓了鱼,一到家里就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并责令他马上把鱼放回去,还要他把钱赔给单位。
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小小年纪的阎真十分热爱学习。少年时,阎真对语文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倒是数学成绩拔尖。初中时代,因为一个女同学,阎真开始走进了文学的多彩天地,“因为这个女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读,我很不服气,下决心要超过她。”阎真就此与文学结下了缘份。
1973年,阎真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只好在社会上到处打零工。担土、挑沙子、做预制板,这些活他都干过。繁重的工作并没有让阎真放弃学习,尽管他觉得“未来一片渺茫,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我只是冥冥觉得,社会摈弃知识的时间不会太长”。抱着这样的想法,阎真在打工的时候,总把英文单词写在手背上,有空就看看。阎真的举动在当时那样的年代,显得与周围的同龄人格格不入,为此没少遭人们的冷眼和讽刺,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仍然一如既往。
在社会上“流浪”的日子里,阎真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到国营工厂当一名工人。1975年,湘潭电机厂技校招生,阎真在那里学了两年铣工后,被分配到株洲拖拉机厂,如愿以偿当了一名工人。生活暂时有了着落,但阎真知道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期待能有所改变。工作闲暇,阎真依然会手捧书本,在安静的角落里孤单地学习。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79年8月的一天,阎真偶然翻看一本《湘江文艺》,上面一则“建国30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的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他心中一动,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出了短篇小说《菊妹子》。文章投了过去,没想到竟得了奖。作品获奖大大鼓舞了阎真的信心,也在无意间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当时,全国已经恢复高考制度,阎真也在积极复习,准备报考大学理工科。但文章获奖后,他毅然决然地改变初衷报考了文科。
时至今日,阎真回忆起当年的选择,仍然感觉是命运的安排,“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树立了我的信心,我跟文学的关系肯定不是今天这番景象。”
1980年,阎真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这在当年的拖拉机厂简直是爆炸性新闻,就连阎真自己也吃了一大惊,“我打电话去问成绩的时候,教育局的老师一听我的名字就说我考上了。我当时还很奇怪:老师怎么这么熟悉我。后来才知道我是株洲地区文科第一名。”
4年的北大生活,阎真过得轻松自在。学校宽松民主的氛围,海纳百川的气度,赋予了阎真富于想象力的开放性思维方式和包容的精神境界,这是学校给他的宝贵财富,一辈子享用不尽。4年后,阎真以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而这在其他高等院校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先后有多家不错的中央级单位向阎真投来橄榄枝,但阎真还是选择了回湖南当一名老师。阎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有些单位确实很好,但并不适合我,我这个人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机关工作我干不来。但是当老师就不一样了,上完课以后,时间就是我的了,我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空间和时间都宽松很多。”
1984年,阎真成为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
放弃绿卡
1988年,中国猛刮出国风,不少知识分子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踏上异国的土地。阎真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时大家都往外面跑,没有机会还要创造机会,我有机会为什么不去?去国外看看也好。”带着这样的想法,阎真飞往加拿大,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异域他乡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在他国的奋斗是艰辛的。短短几天的兴奋和新鲜感过去以后,阎真开始为支付留学费用打工赚钱。但一切都困难重重,他甚至连续七八天都找不到一份工作,在零下20多度的恶劣天气中只能无奈地蜷缩在房间里。在加拿大的3年多时间里,阎真当过厨师、清洁工、广告派送员、塑料厂的工人。“那时非常艰难,人种没有优势、语言没有优势、专业没有优势,那种苦,不堪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