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说话
我们常说,要用事实说话。而事实往往就体现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数字之中。因此,对一些关键数字的解读,可以给人以启迪或提示。
最近,关于肿瘤(癌症)的一些数字引起了我的关注,如我们作一些客观的比较,也许能寻绎出一些重要的事实或结论。
不久前,上海有关部门报导了经统计确认的上海市目前患过癌症而幸存着的人数,总共为13.4万(2006年底),结合上海市户籍人口总数约为1352万(2004年底),可以说上海市人口中,有约1/100的生存者曾患过癌症还活着。
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20世纪70年代幸存者为300万,快速上升到2001年的1000万,而当时全美的总人口还不到3亿。换句话说,美国不到30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患过癌症而活着的。
据我们所知,上海每年癌症新发病率和美国接近(标化后均接近300/10万),换算一下均为千分之三,即每年一千人中有三人罹患癌症。相同的发病率,但生存率却大不相同,这里面有许多深层的含义值得品味?!
首先,我们作一个简单的推算:美国每年新增癌症患者100万左右(人口基数的千分之三),现有1000多万癌症幸存者,那么患癌以后的平均寿命就是10年以上;美国公布的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为70%~80%左右;除去一些比较凶险的癌症,大多数癌症患者的平均寿命将大大超过10年。在上海,1400万人口每年新患癌症数在4.2万左右,现有幸存者13.4万人,平均寿命仅3年多一点。就总体而言,上海地区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稍高于30%;与美国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落差。
有人会说:这是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对吗?很值得分析分析:
首先,在开放的上海,一些最新的医疗方法迅即传到上海,至少化疗所用药物上海与美国并无很大的差距。美国所用许多新一代药物,在上海几乎均可找到。我的病人中很多人就曾经用过许多美国最新一代的抗癌药物,有些人现在还在用。不敢说所有的上海肿瘤患者都能用上国际最新的抗癌药物,但用药物的差异来解释上述“巨大的落差”,显然太勉强!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患者人数众多,高端医疗资源又高度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因此,这些城市的医生手术机会举世无双。有人曾戏说,上海某肝胆医院一个主要医师一年的肝癌切除手术,是美国一所州立大型医院10年所有外科医师肝癌切除术的总数。可见,严格依赖实践经验和技巧的手术治疗,中国医师,特别是大城市医师,绝不逊色于国外。
放疗、生物疗法情况亦类似。显然,不能仅仅用技不如人,设备不如人或药物落后等科学技术因素的不足对这一巨大落差作出合理解释。
更何况我们还有中医中药!美国是没有中医药的,尽管我的一些海外同学在美行医中也会碰到美国肿瘤患者手术后求助于中医药。但这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从我们十多年的系统统计,到病人的自我体验,到中国肿瘤内科(化学疗法)的奠基人孙燕院士的一再告诫,都表明:合理的中医药治疗对肿瘤康复是极有价值的;可大大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生存期和生存质量。上海市癌症俱乐部就曾做过统计,其6000多(统计时的数字)会员中,85%认为中医药对他们的康复有很大帮助,就是明证。
这更凸显出这巨大落差的刺眼性。
笔者认为:对此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有三大因素:
1 极端扩散的高度恐癌的社会文化;
2 与第一点有一定关系的过度治疗,特别是化、放疗过度;
3 对健康和保健的意识淡漠,平素不注意例行体检,早期癌的发现率很低,治愈率当然不会高了。
进一步加以分析,这又有几重因素值得重视:
第一,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度(严复、冯友兰等哲人的判断),宗教总体上说是教育教徒们从容面对死亡的。故中国人较之其他众多民族,对死亡更是高度恐惧的。这已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证实了。这只是背景性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中国对癌症的极度恐惧,且广为扩散。“癌症就是死亡”的观点尘嚣日上,包括电视、电影和各种宣传,特别是一些商家的恶意炒作,生癌就是“一切都完了”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抹之不去的魔影。因此,有相当数量的癌症患者是被“吓死”的。笔者九十年代末的统计,大致有30%多的肿瘤患者是死于心理因素,包括恐惧、绝望、极度悲哀、抑郁和自我放弃情结(详见笔者主编的《心身医学》)。更有海归免疫学专家黄又彭教授认为,国人中肿瘤患者70%是被吓死的(见2006年7月13日《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兼作心身医学研究,并身兼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负责人的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恶劣心理对肿瘤患者治疗及预后的极为消极的影响。本人所领导的诊疗中心之所以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超过70%,很大程度在于充分利用心身医学的综合优势,借助包括圆桌诊疗、康复协会、康复大讲堂、话疗、爱心使者(社会义务工作者)等形式,首先努力致力于纠正或改善肿瘤患者人人都存在的消极心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