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一面镜子:《亚当·比德》中的社会伦理问题
殷企平
内容提要:评论家们不是把《亚当•比德》简单地视为田园生活方式的挽歌,就是把它看作为新兴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项霸权课题。然而,如果我们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细读《亚当•比德》的文本,就不难发现乔治•爱略特恰恰奏出了霸权主旋律的反调,奏出了一组质疑速度、质疑“现金联结”、质疑社会伦理道德失范这一现实的音律。《亚当•比德》中的故事是要为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化社会提供一面可供参照的镜子,让生活于“现在”的人们看看人类丢失了什么。
关键词:乔治•爱略特《亚当•比德》社会伦理
作者简介:殷企平,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国文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小说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的变迁”【项目批准号:01BWW010】的阶段性成果。
乔治•爱略特的名著《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意义往往受到忽视。评论家们不是把它简单地视为田园生活方式的挽歌,就是把它视为英国统治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产物。对乔治•爱略特的批评也往往基于这两种思维定式。
塞默尔对《亚当•比德》的一段评论是一个典型例子:爱略特“在用旧社会跟新社会对照的过程中,与其说显示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不如说显示了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她更像一个抱残守缺的托利党成员。她似乎更喜欢旧社会,喜欢它那种对事物原因不知不问的‘幸福’状态……”(Semmel 63)罗伯茨也发表过同一类型的观点:“《亚当•比德》展现的世界似乎不带有消解并改造自己的种子。它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世界……”(Roberts 63)
关于塞默尔和罗伯茨的观点,我们只消通读一遍《亚当•比德》,就会不予认同──书中有许许多多关于社会变化的迹象(详见下文论述);此外,主人公亚当还从一个受雇于人的木匠慢慢演变成了一个独立经营建筑业的自由职业者,作者对此始终带着赞许的口吻。这些事实说明爱略特并不反对她所认可的社会进步。此外,爱略特在小说之外的言论也可作为见证:“个人和社会机构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总是永久不断的;我们必须试着逐渐逐渐地改善个人,同时改善社会机构──只有这样,人世间的事情才能得到修补和改善”(Eliot, Selected Critical Writings 185)。
看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爱略特是否喜欢变革,而在于她喜欢什么样的变革。也就是说,爱略特并非不主张变革,而是必须试着逐渐地改善,即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下面是爱略特的另一段言论:“欧洲人的本性扎根于过去,两者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因此,只有允许根茎部分不受震动,才能确保人性的完善。只有当种子成熟了,完善了,具有独立于根茎的生命了,整个发展过程才能持续不断”(qtd. in Armitt 141)。这说明爱略特主张真正的进步是扎根于过去的,而这个“过去”就包含着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
跟塞默尔和罗伯茨的观点相比,伊格尔顿对爱略特的批评具有更多的迷惑性。他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那里借用了“霸权”(hegemony)①一说,并认为爱略特小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英国新兴统治阶级的霸权,即打着道德教诲的幌子来麻痹英国劳动阶级的斗争意志,并说服后者认同官方推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从而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用伊格尔顿的原话说,“‘乔治•爱略特’这一名字是一种转喻,它喻指霸权新条例得以逐步巩固这一历史过程” (Eagleton xiii)。伊格尔顿还对爱略特关于全社会成员“同心同德”②的主张进行了如下解构:“英格兰从前依靠宗教和政治机构来压制被统治阶级,而现在则更多地依靠道德和心理手段来赢得被统治阶级对国家机器的认同,‘同心同德’只是关于这种摇摆不定的过渡状况的另一种说法” (Eagleton xii) 。 虽然伊格尔顿承认爱略特的创作思想具有多重性,承认爱略特有时候能够超越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亚当•比德》却不在这些具有超越性的作品之列。
情形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对《亚当•比德》的文本加以细读,就不难发现爱略特恰恰奏出了霸权主旋律的反调,奏出了一组质疑社会发展速度,质疑“现金联结”,质疑社会伦理道德失范这一现实的音律。
一
不少对爱略特的指责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亚当•比德》的时代背景比爱略特写作的时间早了60年(故事起始于1799年,而小说发表于1859年)。难道真如某些批评家所说,爱略特在工业革命已经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置眼下诸多重大话题于不顾,一味地沉溺于昔日的“田园生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