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照搬西方模式不符合国情。同样,发展循环经济也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一、循环经济的定位
在我国,循环经济的理念已超出环保业的范畴,并成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经济概念。国务院参事徐嵩龄认为,“如果说,二十余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显著表现出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那么循环经济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国务院为此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循环经济促进法》列入立法计划。可当人们认真面对循环经济时却很难准确定位,甚至当新华社记者采访2006年全国“两会”时竟发出了“力戒循环经济冷漠症”的感叹。
这是由于,认识循环经济有“三难因素”:
1.概念宽泛,难以理解。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之争由来已久,有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等同于垃圾经济概念,即如何处置废物;有的认为循环经济是指发展经济的一种战略,或是一个新型的工业化过程,或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甚至还有人认为循环经济的概念不够科学。如果望文生义地去推理,“循环”和“经济”这两个词都有太多、太宽泛的涵义,将这两个包罗万象的词结合在一起的效果,不免使人产生过多的似是而非的困惑,致使循环经济非常容易被神化为“一循环就灵”,或庸俗化到“什么都可以装”。
2.曲高和寡,难以问津。循环经济具有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架构特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操作已发展得非常复杂,一个企业的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等循环经济的数据及相关关系,需要多种专门知识组合起来才能搞明白。
3.形式多样,难以掌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的禀赋不同、市场配置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关联产业的成熟度不同、体制和文化不同,循环经济的表现形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外国能够实现的循环经济模式,直接拿到中国来或许就成为“末端治理”;即便是成功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也可能会受到循环经济产品市场容量等多方面的制约而失败。
虽然采用“循环经济”这个名称显得过于宽泛,而且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循环经济公认的定义、明确的边界和相应的区分标准,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现实的情况是,发展循环经济是大势所趋。不管如何争论,这个名称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国内对“循环经济的实质,是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这样,就为我们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上去认识循环经济,从“为我所用”的角度去掌握循环经济创造了条件。
由此,“循环经济”可以定位成为统领生态农业、清洁生产、节约型社会等众多次级概念的“纲举目张”的基本概念,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落脚点,完全可以取代以GDP为代表的“速度经济”的基础位置。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分类指导。以下,将循环经济区分为“自然循环经济”和“工业循环经济”、“主动型循环经济”和“被动型循环经济”等几种类型,通过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进一步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
二、发展“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需要明确的三个基本层面
科学发展观需要的是从基本事实出发的概念,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创新,需要的是简洁明晰的思想路线,需要的是能够调动民众的政策。发展循环经济,切忌“唯洋”,拘泥于对西方循环经济理论的诠释,照搬西方循环经济的操作模式;切忌“唯上”,看不到人民群众无限的创新能力,看不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
(一)循环经济的自然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
生态经济的理念可以运用于农业、工业等各个领域,“自然循环经济”贯穿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始终。充分利用“自然循环经济”,不仅是中华祖先的优秀传统,也是“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前景
自人类有经济形态以来,掠夺式的线性经济和可持续的循环经济路线,一直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着,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
在《吕氏春秋·义赏》中,即对掠夺式的线性经济进行了批判:“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曾经指出:“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