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是,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分配;中心一边缘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9)02—0005—05
2009年,经济危机的阴云依然笼罩着世界,工业社会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也反映在世界经济格局上,由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让处在中心地带的人们拥有了不可挑战的优势地位,所以,全世界都必须去承担美国等中心共同体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这显然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却又是一个无法作出选择的现实。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中,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起由发达国家所生产出来的风险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不仅国际社会是这样,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因为,中心一边缘结构也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中,每一个国家内部也都有着处于中心地带的人群和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群,处于中心地带的人群也会把这个社会中的风险分配给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群,让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群去承担更多的风险。但是,现在人类社会出现了新的转机,后工业化运动正在挑战我们所生活着的世界,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其中,打破现有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就是一项变革的内容。在思考人类应对风险的问题时,我们认为,也需要打破现有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只有当人类完成了“去中心化”的任务,才能建立起合作应对风险的行动方略。
一、风险社会及其风险分配
德国学者贝克认为,人类从20世纪末开始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确,当工业文明达到了其发达形态的时候,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风险度迅速增长的趋势。比如,作为工业文明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在核能的开发、化学工业的发展、基因技术的应用等方面都被推向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是,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风险度的增长。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处处充满着风险。甚至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都发生着变化。如果说农业社会是一个身份等级的社会,工业社会是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那么今天,不同的阶级可能会更多地处在同样的风险之中了。在整个工业社会中,阶级结构的形成是从属于财富分配的需要,处于统治和压迫地位的阶级可以占有被统治、被压迫阶级所创造的财富。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尽管以阶级结构为财富分配之基础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消除,但是,由于福利政策的不断完善而使阶级矛盾得到了有效抑制,从而在表面上看来,阶级结构已经不再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了。至少,它意味着财富分配的问题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更加公平和公正一些。然而,在财富分配的问题可望得到缓解的时候,风险分配的问题却凸现了出来。当贝克发现全球进入风险社会的时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人类已经不自觉地展开了风险分配的过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人类可能会更多地遇到风险分配的问题。这种风险分配不是以阶级结构的线条展开的,而是以社会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为基础的。
就风险这个概念而言,我们不难看出,它所指称的是一种安全与危机中间的那种状态,风险不会一直存在下去,它必然会向安全或危机这样两个方面转化。但是,这个转化过程是怎样的?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去促成这种转化呢?合乎逻辑的追寻就把我们引向了对风险状态下的行动者的关注。正是风险状态下的行动者可以化风险为安全,或者把风险推向危机状态。进一步的追问又会把我们引向关于安全和危机是谁的安全和危机这个问题上去了。一般说来,在任何一种风险状态下,都会产生出一种定义风险的权力,即一部分人可以获得对风险加以定义的权力。在当前的风险社会状态,这种情况显现得更加明晰,而且,获得风险定义权的人往往被看作是科学理性的化身,至少,他们是专家或由专家支撑起来的当权者。他们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来定义风险,从而去发现消除风险的路径。但是,由于他们有权定义风险,因而也同样有权分配风险,更多的时候,他们由于无法找到消除风险的路径而选择了分配风险的方式,即把风险转嫁出去。
风险的分配或转移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依据现存的社会中心一边缘结构而从中心向边缘转移;另一个是从当下向未来转移。如果一种风险的强度较低的话,一般说来,有权定义和分配风险的人会把这种风险分配给处在社会边缘的阶层或人群,或者从一个社会的中心地带推向边缘地带。如果风险的强度较大,在分配给了边缘阶层、人群或地带的时候还不足以降低风险度,还会危及到处于中心的阶层、人群或地带的话,则会根据科学理性的判断而把风险推向未来。在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比如,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金融危机首先发生在作为“世界中心”的美国,然后扩散和被转移到全世界,而全世界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又是采取所谓“救市”的方式而把危机压制下去,不去考虑它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上再度爆发的问题。风险从美国扩散到全世界,是由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所决定的,而压制风险而不是谋求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则是一种把风险推向未来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