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的波动性也会相应增加，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抗周期性波动的力量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效用发挥主要通过财政的支出政策和税收制度来体现，良好的机制设计可以确保自动稳定器发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本文在通过探讨国内相关方面的发展的基础上，指出国内自动稳定器的效用发挥机制尚存在缺陷，其负面效应主要由广大的贫困人口承担。进而提出在实现财政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自动稳定器功效发挥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经济稳定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5-0141-04
张洁颖(1973—)，女，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市场与流通；(陕西西安 710049)郭晓峰(1973—)，男，上海金山区外经委，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市场与流通。(上海 200500)
一、研究背景
通常认为，导致经济增长波动的内在因素是体系自身的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在整体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相对容易出现不均衡发展的局部力量，导致波动的加剧。目前，我国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在1979-2006年上半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令人担忧的问题，诸如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中的重复建设问题、收入水平提高中的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1979-2006年上半年，虽然国内经济保持了9.5%的平均增速，但是经济增长的起伏波动十分明显，从1984年最高的15.2%到1990年最低的3.8%，离差达11.4个百分点。2000年以后，整体经济在保持增速相对稳定的情况下(2001-2005年GDP平均增速为8.9%)，波幅显著降低(GDP增长率高低离差为2.4个百分点)，表明国家运用市场手段或政策手段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有所加强。[1]
理论表明，当经济处于过快的增长阶段时，较高的实际利率水平有助于经济恢复到长期稳定的局面。但是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缓慢，导致在国内经济增速过高、存在平抑经济波动需要时，实际利率却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而货币政策在稳定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效果不甚理想。由此，本文把研究视角锁定在财政政策中自动稳定器对平抑经济波动的效用发挥方面。
二、相关研究分析
1、内生的财政自动稳定器
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现有的研究认为，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主要有以下两种调控模式：一种是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第一种模式认为财政政策仅需依靠收支和税收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机制，就会对经济波动自动产生调节作用，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的效果，无需政府预先做出判断和采取措施。财政政策的这种自动地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模式被称之为“自动稳定器”。即自动稳定器具有一种内生特征，使其在经济衰退期自动增加预算赤字，在通胀期间自动增加预算盈余，而不需要额外进行政策的改变。自动稳定器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它构成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在政策调整过程中不会产生相关的时间拖延，即该种财政政策可以自动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刺激需求，在经济高涨过程中平抑需求。从而最小化政策制定的时机选择问题。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由于涉及过多的政治、经济因素，导致财政政策作用正确发挥的时机抉择十分困难。
2、对财政自动稳定器的争论
关于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发挥缩小经济波动的认识，理论界认为自动稳定器的运行主要以税收和支出形式的漏出效应缩小了凯恩斯乘数。在凯恩斯模型中，乘数法则解释了为什么投资、政府支出或者消费支出可以最后诱发经济产生巨大波动的原因。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学术界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讨，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被公众所接受，认为工资和价格的刚性为政府采取积极的逆周期操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但是，伴随理性预期学派的发展，凯恩斯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对自动稳定器的效果存有质疑，同时还对经济学家如何衡量这种效果的能力有所质疑。其中Sargent和Wallace(1975，1976)指出，绝大多数凯恩斯模型的主动政策有效性实际上来自于模型中隐含的假定，即政府相对于私人部门拥有“信息优势”。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波动并不比私人部门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那么政府采取的主动政策将无效。由此可以推断，在政府并不能明确判断自己在经济事件中是否拥有信息优势时，则应交由自动稳定机制发挥效用。Perry(2003)[2]以拉美地区、经合组织和东亚地区国家为样本检验证明，经济波动有1/3来源于外部的冲击，1/3来源于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而另外的1/3则来源于宏观政策的波动，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其中货币政策的波动效应随时间而削弱，而财政政策却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