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开封犹太会堂建筑结构及室内布局体现了浓厚的儒学风格。从文字资料上看，开封犹太会堂规模宏大，金碧辉煌，有“梁园胜境”之美称，但对具体的方位、布局缺乏记载。多亏康熙年间孟正气神父所绘制的平面图，才使后人有了直观的印象。开封犹太会堂从建筑风格上看，不同于西方式的犹太会堂，而是典型的中国庙宇式建筑(主要以院落、亭台、殿堂、门庭等为标志)。整个建筑为长方形东西向院落(中间庙宇为南北向)，东西长约107米，南北宽约76.6米，面积约8196平方米。院门向东，进正门至二门为第一进院，大门左右有花墙，迎门有牌楼，南北有厢房。二门以西为第二进院，迎门大殿为前殿，院中有牌坊，南北竖立二碑亭，亭中立明、清三碑，前殿旁边有诵经堂、教祖(亚伯拉罕)殿、盛祖(摩西)殿，并有走廊直达纵深宏阔的后殿。前、后殿的命名也颇有中国色彩，前殿为“至清殿”，后殿为“至教堂”。从历史上看，开封犹太会堂每重建一次，汉化的色彩就浓厚了几分。如明永乐十九年(1421)第二次重建时，寺中立起了大明皇帝的牌位，清代又改设了“火清万岁龙楼”，供奉“皇帝万万岁”的牌位，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达“受君之恩，食君之禄，惟尽礼拜告大之诚，报国忠君之意”。特别是康熙二年，竟以石狮镇邪，显然有悖于犹太仪礼。
康熙年间，开封犹太会堂里还悬挂了24方匾额(一说为23方)，内容有“教法天真”、“敬天祝国”、“教本于天”、“吴天上帝”、“教宗无相”、“皇穹净业”、“敬畏吴大”、“西来至道”、“清真教主”等等，题者多为河南官宦。犹太会堂中还有17幅对联，题者都是犹太社团中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幅带有明显的犹太性，即艾复生所题的“由阿罗而立教法宗无相；自默舍而传经道本一中”。其他对联的内容要么是直接取自儒学，要么是把儒家伦理与犹太教糅合为一。譬如康熙九年(1670)赵映斗在前殿窗户旁题道：
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路
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圣贤源头康熙十五年(1676年)，艾世德在后殿的大柱上题道：
有不滞象无不沦虚道更在有无之外
礼自尊天意惟法祖心常存礼仪之先康熙十八年(1679年)，沈荃在二门上题道：
自女娲嬗化以来西竺钟灵求生天生地生人之本
由阿罗开宗而后中华衍教得学儒学释学道之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艾复生在圣祖殿题道：
春祭采生秋祭报成不敢忘天地生成之义
尊祖于殿祀宗于堂亦以尽侑享祖宗之思
这些内容也可以证明，清朝时期的开封犹太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的整体认同，犹太教的理念与思维模式已经十分淡化了。当然，从开封犹太古碑及犹太会堂所布置的扁联上还可以明显看出道教与佛教的影响，如“道”、“天真”、“幽玄”、“至妙”等均为道教词汇，而“无相”、“净业”、“古刹”等则是典型的佛家话语。
第三，犹太知识分子中形成了普遍的习儒入科之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南捷径。科举制度初创于隋、完备于唐宋、废弃于清，在中国存在了大约1300多年。开封犹太人最早在什么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明代时，已有不少人确立了功名，进入官宦阶层，详见下表：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儒家思想，《四书》《五经》是最基本的命题范围，凡能考取功名的人从小就要学习孔孟之道，熟谙中国文化。1605年，艾田在会晤利玛窦的时候就说过，他从小因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所以放弃了希伯来语的学习。
在犹太知识分子跻身于科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儒教的影响、熏陶，以及封建官场的环境和他们与各族官吏交往的频繁，逐渐改变了他们立身处世的哲学。这些都强有力地冲淡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特别是他们是犹太人集团中有势力、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其影响所及，不能不遍及整个犹太人集团。”
犹太知识分子的儒化从他们给子女所起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改换姓名一向是犹太人同化于主流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学家把犹太人的同化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结构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婚姻同化(Martial Assimilation)和身份同化(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而文化同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放弃希伯来文名字。犹太人入住开封之时，采用的是希伯来名字，如掌教利味·五思达(也有人认为“五思达”为波斯语)，主持工程的俺都刺等。到底从何时改用汉姓不得而知。最早的记载来自“弘治碑”，即“俺诚医士……永乐二十一年(1423)以奏闻有功，钦赐赵姓，授锦衣卫指挥，升浙江都指挥佥事。”《明实录·太宗实录》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明朝时，开封犹太人已经普遍采用儒学味很浓的名字，最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的张氏家族给6个儿子取名为：三德、希召、希孔、希礼、希孟、九德，其寓意要么是援引圣人孔孟之名，要么是取自儒家经典。习儒入科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最先打破族内通婚制度，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儒生们“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就是要改变社会地位，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理想，而婚姻也往往成为他们士绅身份的象征，也是社会地位上升的阶梯之一。如明朝末年的犹太人张美有六房妻室，其中至少有四房为非犹太女性。从明末清初记载的开封犹太七姓《登记册》中可以看出，开封犹太人至少娶了苏、郭、陈、徐、顾、吴、贾、林、牛、吕、胡、周、宋、王、董、孔、孟、郑、邓、许等40多个姓氏的外族妇女为妻。关于知识分子打破婚姻界限的原因，有的是处于门第观念，有的因在异地为官，长期远离了犹太社区，不得不娶异族女子为妻。宋奈雷分析说：“犹太人参与科举制度打开了与中国人通婚的大门。犹太儒生在中国官场中的升迁，与中国儒生密切过往，以及儒生的地位观念势必造成通婚。尤其是那种做官的儒生，居住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会感到他们的子女同中国人通婚是必要的而且也方便。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实行通婚自然就会破坏中国犹太人的文化和人种的同一性”。当然，对于广大与科举无缘的普通教众来说，通婚的直接原因在于开封犹太社团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个孤立团体无法从外界得到人员补充，对内又不接纳新教徒，再加上内部分化、天灾人祸等因素，族内通婚确实已很难再维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