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迅猛发展,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老左”与“新左”呼唤“文革”,自由主义“挤出门缝”又进“夹缝”;民主社会主义刚刚抬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杀声一片”;新儒家却在提倡尊孔子为全民导师……各种思潮的喧嚣与交锋正使中国进入“春秋时代”。喧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理性声音被淹没,理性变革得不到积极推进。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邓小平思想
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
老左派仍以阶级斗争为纲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