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大学毕业后不久，大概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出国出差的时候，和两个差不多同龄的同事一起去非洲。因为转机，需要在法兰克福机场里过上一夜。妈妈嘱咐我说，你们在机场里好歹找个地方，凑合一宿吧。想想火车站候车大厅里每夜都有的集体住宿场面，我点了点头。不过，真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四下一看，我们开始发愁了：地板上密密地排列着限制推车速度的金属条，显然是不能躺的；候机室的座位又窄又小，根本没办法睡觉。怎么办呢？我们三个人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老远看见一个大大的“I”字，到问讯处问问吧，可怎么开口呢？我们站在那儿斟酌了半天，才冒出一句：“请问，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过夜？”
问讯处的小姐显然对我们的问题很意外：“可以去旅馆，请向前直走。”
“不、不，”我希望德国小姐相信我们的智商是正常的，“我是想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的椅子或是地板上过夜，你看，你们这个地方实在没法睡。”我指指地板。
小姐顿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的脸红了，不过，小姐倒并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相反，她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同情：“你应该去旅馆，这里是没办法睡觉的。”
我们互相看看都没言语，我想着我妈说的话，（他们两个也许也在想他们的妈妈说的话）。问讯处的小姐一直在同情地看着我们，不过她肯定是会错了意：“你们不妨试试，现在或许还有房间。”
我已经记不起来我们是怎么决定去旅馆的，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旅馆前台也挺客气：“您预定了吗？没有？好，我查一下，只有一个三人间，您看可以吗？”
“不、不、不！”我们三个人一起摇头。显而易见，我们是年龄相仿的两女一男，怎么好住一间？现在是我们觉得德国人智商不正常了：“我们需要一个双人间和一个单人间。”
“对不起，只有一个三人间。”看我们为难，前台认真地追问我们说：“我可以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吗？你们中间有夫妻吗？”
“没有。”
“那么有同性恋吗？”
我们三个人这回是一起傻了两秒钟，又一起使劲摇头：“没有，没有。”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住一个三人间呢？”
我们互相对视了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住一间呢？我们还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好像就是不能住一间，可是到底为什么呢？
最后困得要死的我们还是开了那个三人间——其实那是个很大的不规则的房间，有一张床放在拐角的地方，根本看不到另外两张床——就合衣睡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约定绝对不能回去讲——回去说不清楚啊。
后来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在欧洲的不少青年旅馆，各人租床，整个宿舍不分男女一起过夜，对当地人来讲，就像我们一起在火车卧铺车厢里过夜一样并不稀奇。
在一个意料之外的世界里，谁适应得快谁就舒服。
<一生有你陪伴>
有时，我们对亲人的爱会经受考验，这样的考验甚至挑战我们的极限，让我们怀疑自己还能否继续去爱。然而，扭转乾坤往往也发生在这最无望的时刻。我听过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女人和她的儿子之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西尔薇整日为儿子忧心忡忡。那年，保罗22岁，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保罗整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暴躁易怒。当西尔薇建议他去看医生时，他居然伸出拳头威胁她。西尔薇既惊怕又悲哀，但出于母亲的本能，她只好含着泪，不顾保罗的反对，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从此，保罗再也不跟母亲说话，恨极了她。一个星期后，他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但他离开医院去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小城。他在那里过着流浪的生活。通过保罗儿时的伙伴，西尔薇偶尔能听到他的消息，他们会在网上联络。这也带给西尔薇一些安慰，至少保罗还活着。她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心里的焦虑凝成了一个大圆球：儿子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过了6个月地狱般的生活后，她决定在保罗生日那天去艾克斯。她托保罗的朋友告诉儿子自己会在米哈波林荫大道的喷泉边等他。她让他们告诉保罗她别无所求，只想当面祝他生日快乐，只想看到他还活着，哪怕远远地看一眼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