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蒲氏远族及民族成分新探》一文存在的许多误说,从三方面提出质疑:《元宫疑案》之误说、《蒲氏远族及民族成分新探》与《拣记》各道其词之析、《元官疑案》流传之疑。
关键词:新探;拣记;元宫疑案;误传;质疑
中图分类号:K928.7 文献标识码:A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了《蒲氏远族及民族成分新探》一文(蒲伟业、蒲馨淼,《淄博日报》,2005-2-22(B2),以下简日《新探》)感到有点意外,文中介绍了元代徐光升所著《元宫疑案》中记有蒲氏远祖的事。书的持有者乃蒲章泰老先生的父蒲文和四十年代得到此书,文革中被红卫兵掠去,作为四旧焚烧了。幸亏文革前蒲章泰老先生多次翻阅,并对有关蒲氏的内容作了拣记保存下来(对蒲章泰老先生以拣记的形式所记《元宫疑案》以下简称《拣记》)。《新探》的作者多次采访蒲章泰老先生,结合口述,以《拣记》为主进行整理,编辑成为《新探》一文。笔者因从未见过此书,又闻所未闻过其中内容,为了进一步了解《元宫疑案》中关于蒲氏的实情,曾经两次拜访了蒲章泰老先生,并求得借阅原《拣记》查阅,就此从中发现了诸多疑问。笔者即将以往所掌握的有关蒲氏远祖的论文资料及家族传说,作一浅析,与探者商榷,并就教方家。
一、《元宫疑案》中之误说
据《新探》所云,笔者认为就蒲氏方面误说主要有三点:
(一)东营地区的蒲氏外迁蒙古之说不确
《新探》云:“在南宋末年,宋金辽连年征战,人民不得安生。为躲避战争,身居山东东营地区的蒲氏族人蒲鲁浑、蒲居仁,跟随其父辈蒲运超、蒲鲁淇等族人,步步北迁,最终在蒙古南方安家落户。时间是1211年,这年蒲鲁浑9岁,蒲居仁6岁。”
笔者认为:
1、蒲家外迁蒙古非南宋末年。查南宋史,121 1年前后之时并非南宋末年。南宋始于1127年,即建炎元年;止于1279年,即帝眪时,计152年。以最后52年为南宋末期,当为1227年以后的年限。蒲运超一组族人并非南宋末年外迁蒙古,而是南宋中期。
2、东营的蒲氏并非为躲避战乱外迁蒙古定居。据新修《淄川区志》记载: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的十二月金右副帅攻陷过淄州起到嘉定五年(1212)二月的83年间,淄州地区没有战乱,只有南宋嘉定三年(1210)的四月,山东淄州地区大旱,六月霪雨,是年大饥,斗米值千余钱。当时蒲家庄与各村一样,大都纷纷外出逃荒。蒲运超一组族人并非为躲避战争从东营外迁,而是因灾荒从原蒲家庄(今高家店子)外迁北乡,而后又迁蒙古。
3、族传之中,蒲家无人说过东营地区有蒲氏族居之籍,更无人听闻东营的蒲氏修谱征名之事。族谱中无记载,蒲松龄也没留此传说。东营的蒲氏不会成为无源之水,他们只有可能从蒲家族庄,即原蒲家庄外迁逃荒去过东营,无人定居东营。淄川蒲氏自北宋初年(960)结合东迁,在淄川孝妇河西畔定居建蒲家庄起,到蒲运超一组族人从蒲家庄逃荒远迁蒙古南方落户定居的1211年已经过了250余年。蒲家庄不仅成了人口众多的一大族庄,且遇荒年等因外迁散居各地的蒲氏也不在少数,但绝不可把外迁他乡异地的蒲氏说成是无本之木的始祖之蒲,就蒲运超及其上下族人,也会认为他是蒲家庄蒲氏的后裔。
(二)蒲鲁浑、蒲居仁任职及去世御葬之说,有阙如之嫌。
《新探》云:(蒲鲁浑、蒲居仁)在成吉思汗统领下征战疆场。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由三子窝阔台为汗,蒲鲁浑在窝阔台大汗的统领下,同年消灭了西夏……,1251年被封为大将军,同年奉旨调往山东淄川驻守,蒲居仁则一直跟随蒲鲁浑在军营任文职官员。蒲居仁随蒲鲁浑携家眷四十多口人,在淄川城北街安居落户。几年后,在城北买了二十亩地。……1265年,蒲鲁浑奉旨带蒲居仁调往大都(今北京)任职,……1271年忽必烈大汗正式定大都为京,定国号为元,封蒲鲁浑大都任中书省二品官。1275年蒲鲁浑由中书省二品官封为伴朝……,当年,蒲鲁浑退出中书省,下半年带职回到淄川城里北街。时年69岁,1279年蒲鲁浑去世,终年77岁。大汗忽必烈下旨御葬其自己的地里。蒲居仁84岁去世,葬于蒲鲁浑墓附近。
这段文中,只说了蒲鲁浑、蒲居仁军中任职与大都(即北京)朝中任职,未提两人并任元代般阳路总管之职。就已见刊的资料,均见蒲鲁浑、蒲居仁并任元般阳路总管之志:
1、新修《淄川区志》志蒲鲁浑墓云:蒲鲁浑曾任元代般阳路总管。县志、《山东通志》载其墓在招村,即今黄家铺乡,店子村西,苗圃办公室以西(略偏南)60米处的苗圃地中,现已封土推平,碑刻已毁,墓尚未挖掘。
2、《山东通志》卷三十四云:“蒲鲁浑墓在招村北,蒲鲁浑元般阳路总管。”“蒲居仁,墓在招村北。”又清乾隆八年刻本(续修)《淄川县志》卷四则并著:“蒲鲁浑般阳路总管,墓地在招村。蒲居仁,般阳路总管,墓在招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