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的署名,不外乎用真实姓名和用笔名两种情况。面对“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文章署名,人耶鬼耶?是耶非耶?笔者还真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姑且壮起胆子,慢慢道来。
以真实姓名署名的文章
“文革”中,一些作者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类文章占的比例比较小,但其影响却比那些数量很大的化名文章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是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姚文元。在十年“文革”中,姚文元是著名的“笔杆子”,被人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写了不少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对“文革”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翻阅“文革”期间国家正式出版的报刊、红卫兵和造反派自行编印发行的报刊,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至今我们仍熟悉的名字。
1966年6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撰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对“文革”起到了“点火”作用。正如康生所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点燃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火种。”
1966年11月8日,聂元梓等发表《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1967年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第5期),这是“文革”中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第一篇大字报。
1966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王力、贾一学、李鑫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篇系统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文章。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和4月1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或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首开在中央报刊批判刘少奇主席的先例。
1975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刊登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第4期《红旗》杂志刊登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是“文革”后期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基本读物。
以真实姓名发表文章,如果得到最高领导人或文革小组的认可,是颇有些好处的。比如,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以一张大字报一举成名,名列“五大学生领袖”之首,成为风云人物。当时有民谚曰“老聂一张大字报,千年万年吃不了”。
当然,以真实姓名发表文章亦有很大风险。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刚贴出时,曾受到围攻和批判。如果是向“文革”小组提出挑战的文章,署了真实姓名,后果就更严重了。北京林学院学生、“红卫战斗兵团”的负责人李洪山,1966年11月贴出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对这样的言论,“中央文革”很快采取了“措施”。12月14日,康生在与“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航“红旗”座谈时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12月16日,林院“东方红”公社和“红色造反团”联合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12月17日,李洪山被逮捕。
有些以真实姓名署名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姓名的拥有者自己撰写的文章。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原署名“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陈伯达征得林彪同意,改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名义发表。之后“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在全国流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林彪见风使舵,把责任推给了杨成武,成了杨成武的一条“罪状”。
197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书中每一首诗都注明作者及其职务职业,如大队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妇女队长×××、女民兵×××、下乡女知识青年×××……那些“诗歌”都是他们作的吗?值得怀疑。1975年6月,农业出版社的《贫下中农批判反动谚语五十例》,书中号称“贫下中农”的文章,大多是由非“贫下中农”捉刀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以自己真实姓名发表的文章,在当时“革命”的强大压力下,也未必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中共‘秀才’们的一种通病,是悉心揣摩毛泽东以及上级领导的心思,然后形成文字——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讲得凶,我写得比你还凶!在这方面,像我这样从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起家的人,也概莫能外”(见《人民日报》办公厅研究室主办的《台港澳报刊参阅》2005年第27期)。“文革”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后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曾这样说。这就是说,为了适应上级领导的指示,“笔杆子”在写作中主动放弃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