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作为君子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更是将这种结合扩展到了自己生活的多种器物，尤其是与文事相关的文房清供。“文房”广义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读书的文具。 “文房”一词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南北朝时期，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 《粱书·江革传》云： “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干千里。”唐代时， “文房”逐渐演变为文人的书房。唐代诗人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云： “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此“文房”，所指便为文人书斋。及至南唐，“文房”已成为文人书斋的专用词。宋代时，文房用具的品类逐渐增多。宋人苏易简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将文房四宝各自列卷，搜采颇为详备。南宋人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将文房用器整理成书，列入十项与文房相关的器物：古琴、占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其实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还有很多。宋代的文房用器已从实用的书写绘画的材料，向精神审美的文玩发展，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成为了“文房清供”， “清供”原指清雅的供品，如逢新岁以松、竹、梅供几案而谓之“岁朝清供”；以清香祭先人谓之“清香清供”，而文人多珍爱文房用具，故将这些用品冠以雅名，谓之“文房清供”，有着“云烟供养宜”的雅趣，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明代进入了文房清供的繁荣期，得到皇室的青睐。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东邹县尚寨村鲁荒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又有更多的器物被纳入了文房清供的范畴，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粱余事》等书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文人们对这些文房清供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干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清代，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之下，文房清供发展到鼎盛时期，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高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玩清供”，几乎渗透文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涵盖文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所不在，蔚为大观。
既然玉石为“石之美者”，又兼“五德”，关键是“君子比德干玉”，那么，将玉与文房清供相结合应当是再完美不过，或者说是自然的，又是必然的选择。
笔，纸、砚，作为“文房清供”的代表，早已与玉水乳交融。
玉笔，又称之为玉管，是以玉制作的毛笔笔管。晋书法家王羲之《笔经》中曾批评制笔的奢华： “近人有以绿沈漆竹管及镂管见遗，斯亦可玩，何必金玉。”元陆友撰《研北杂志》中载：“袁伯长，有李后主所用玉笔，管上镌有文字，镂甚精。”明代的玉笔，存世最完整和精美的当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螭纹玉笔。此笔通高20cm，于笔管和笔帽上各浅浮雕一组螭纹，其上所饰两螭纹，形态基本相似，皆有羊角式双耳，独角，长发向脑后身侧飘动，脑后有若干条短平行线，口衔灵芝，背有双线随形脊，腹两侧和足上有短平行线，足关节有多组漩涡式卷云纹，背有向两侧外伸且分叉的鳍或羽翅纹，四足，三爪，足间有单平行线组列的毛道纹，通体呈爬行状。从整体看，尚有元代遗风，工艺精美绝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