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爱的树
蒋 韵
1890年,或者,1891年,一个人带着行装上路了。他离开海边的大道,沿灌木林里一条草木繁茂的小路,准备作一次环岛的旅行。后来他有了一匹马,是别人借给他的,他就骑着这马继续走向岛屿的纵深。一路上,不断有人向他打着招呼,说,“哈埃雷——马依——塔马阿!”意思是说,来我家吃饭吧。他笑笑,却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后来,有一个人叫住了他,是一个像阳光般炽热明亮的妇女。
“你去哪里?”她问他。
“我去希提亚阿。”他回答。
“去做什么?”
“去找个女人。”
“希提亚阿有不少美女,你想讨一个吗?”
“是的。”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个,是我女儿。”
“她年轻吗?”
“年轻。”
“长得健壮吗?”
“健壮。”
“那好。请把她找来。”
就这样,欧洲人高更,在希提亚阿,找到了他的珍宝,他年轻健壮俊美、皮肤像蜜一样金黄的塔希提新娘。他用马把他的新娘、他幸福和灵感的源泉驮回了岛上的家。
两年后,这个男人离开了,他乘船离开塔希提回法国去。他的女人,坐在码头的石沿上,两只结实的大脚浸在温暖的海水里,插在耳边的鲜花枯萎了,落在双膝上面。一群女人,塔希提女人,望着远去的轮船,望着远去的男人,唱起一首古老的毛利歌曲:
南方来的微风啊,东方来的轻风,你们在我头顶上会合,互相抚摸互相嬉闹。请你们不要再耽搁,快些动身,一起跑到另一个岛。请你们到那里去寻找啊,寻找把我丢下的那个男人。他坐在一棵树下乘凉,那是他心爱的树,请你们告诉他,你们看见过我,看见过泪水满面的我。
——取材自《诺阿·诺阿》
一、梅巧和大先生
梅巧16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二十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13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70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50年。
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梅巧向往更大的天地,更大的城市。如果具体一点,这个“更大的”城市大概叫做巴黎。
因为梅巧想做一个画家。
七八十年前,梅巧的城市一定是灰暗的。北方城市通常都是这样一种暗淡的灰色。如果站在高处,比如说,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上,你会觉得这小城安静得就像沉在水底的鱼,灰色的瓦像鱼鳞一样密不透风覆盖着小城的身体。这让梅巧郁闷,梅巧就在画上修改着这城市的面貌,她把屋瓦全部涂抹成热烈的红色。一片红色的屋顶,铺天盖地,蒸腾着,吼叫着,像着了大火。大先生评价说:
“恐怖。”
此时梅巧已是身怀六甲,身子很笨了,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大先生就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她补习功课。白天她守着一座空旷的两进的四合院,闲得发慌,日影几乎是一寸一寸移动着,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梅巧叹息着,听见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得让人空虚。
大先生是个严谨的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很符合他的身份。大先生是这城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员。大先生教数学,可谓远近闻名,是这行中的翘楚。论在家里的排行,他并不是老大,可人人都这么叫他,大先生,原来是一种尊称。
这阅人无数的大先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新娘,拙荆,贱内,竟然冰雪聪明!他为她补习数学,真是一点就透。他掩藏着兴奋,试验着,带领她朝前走,甚至是,跳跃,甚至,设置陷阱,却没有一样难得倒她。她就像一匹马,一匹青春的、骄傲的小母马,而数学,则是一片任她撒欢飞奔的草原。大先生渐渐不服气了,想绊住那马蹄,四处寻来了偏题、怪题,可是,哪里绊得住?她总是能像刘备胯下的“的卢”一样在最后关头越过檀溪。煤油灯的玻璃罩,擦得雪亮,灯焰在她脸上一跳一跳,这使她垂头的侧影有一种神秘和遥远的气息,不真实。大先生不禁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那句判词,“心较比干多一窍”,突然就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