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
大学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招生改革新举措,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校长实名推荐制”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正义性,而在于实施“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外部环境的优化,在于“校长实名推荐制”能否遭遇像“保送生”之类改革一样的命运,在于“校长实名推荐制”最终是否会背离初衷、扭曲变形、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因为教育决非孤立存在的封闭系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的制约。尤其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教育发展不尽均衡、社会诚信指数偏低的国度里,高考改革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如何实现自身科学规律与大众心理承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考量教育智慧的挑战。就拿这次炒得沸沸扬扬的“校长实名推荐制”来说吧,众目睽睽之下,量哪一个校长也不会开玩笑敢于舍弃以分数作为推荐的唯一依据,相沿成习的对分数的无以复加的膜拜与追求,会一如既往地主宰着改革的走向。如此一来,所谓“校长实名推荐制”便会被阉割得面目全非,其原本丰富多彩的内容就会被剥离得仅仅剩下分数,除了分数遥遥领先、即使参加传统
考试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好学生”之外,那些有个性特长、有发展潜质的偏才、怪才依然会被冷落。改与不改就难有意义。
真正意义上的“校长实名推荐制”,不应当是“分数至上”的传统意义上的高考招生的简单重复,而应当是传统高考招生机制的补充与完善,应该在“分数之外”多做文章,应该为那些受限于分数的偏才、怪才开辟脱颖而出的“绿色通道”。为此,至少需要突破三个瓶颈:一是转换人才固化的观念,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一考定终身、分数定命运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同,源于
大家对触目惊心的社会不公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原本不该承载维系社会脆弱的稳定职责的高考竟然成了社会的“减压阀”和“维稳器”,急功近利、不够透明的人才甄别、选拔、任用机制,让高考竞争的热度并不因高校疯狂扩招而有所缓解,只不过使竞争的层次不断抬升,由一般性竞争(考大学)演变成更加惨烈的结构性竞争(考好大学)而已,当务之急,是在制度设计上跳出形式主义、简单机械的“重文凭”的窠臼,努力追求实事
求是、唯才是举、人尽其才的“重能力”的理想境界,为人才结构的多样化、立体化提供充分的保障,鼓励各行各业“不拘一格降人才”、“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初见成效的、开放多元的、公平科学的人才选用氛围和机制,空谈高考降温无异于是一句空话;二是解决社会诚信的问题,人情、关系、面子固然积重难返,但再难也要知难而进,决不能畏首畏尾、知难而退,关键看有没有决心、有没有勇气,从上到下,身体力行,讲实话、办实事,营造健康积极
文明的心态,当然,这需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公正、遵纪守法的
法治环境;三是呼唤学校精神的回归,学校就是学校,而不是别的什么场所,
基础教育学校的校长,要有专业人格、精神追求和独立意识,不被喧嚣逐利的社会环境所污染,真正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需要在获得更多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宣扬教职工的民主监督,一切都在阳光机制下运行,“校长实名推荐制”才能名至实归、名副其实,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校园需要进一步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条件,惟有营造一种高雅文明、追求科学、捍卫真理、刚直不阿、风清气正、尊重创新、人才辈出的高校软环境,创新人才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否则,即使大张旗鼓地推行“校长实名推荐制”也未必能真正解决中国人才的问题。
